悲愤是一种病-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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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些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都没有得到真切的表达，对于新生代写作来说，他们甚至被驱逐出了写作的视野。
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从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鼓吹者，变成了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反对者，西方化的文学趣味正在磨蚀着当代作家品味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能力。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对新生代作家做了反思。他们离开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使命已经太远。
我渴望在我们这些人中产生真正的大家：他有坚定的自由信念，为自由信念而写作；他热爱大地和人民，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热切地渴望正义和人性，而对不公和非人性报以拒绝和抗议；他有最直率、最伟大的殉道的人格，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佩……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难以自制。20世纪已经过去，回首已经过去的百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作家，找不到真正让人欲泣犹止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才情吗？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忍受的苦难不够深广，我们的作家缺乏生活资源的哺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他们的人格垮台了。
这些问题，不应当交给下一代人来讨论。
红兵
3月19日
红兵：
读了你在《山花》第3期上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一文，我很感兴趣。你在文章中提及的问题很重要，有一些观点我也同意，但更感兴趣的是你的文学观点的转变：由一个〃新生代〃的吹鼓手一夜之间转变为〃新生代〃的终结者。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种转变。有机会的话，我想当面讨教。
不过，涉及对〃新生代〃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艺术方面的基本评判尺度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故在此先提出来与你商榷。
1，文章一开头涉及对〃先锋派〃的几个判断，我就不同意。在你所开列的〃先锋派〃名单中有韩少功，这似乎不妥。在我看来，韩少功不属于〃先锋派〃。也许，你是因为《马桥词典》的缘故，但我觉得，《马桥词典》表面上有一种全新的形式（其来历如何且不说），但骨子里仍然是〃文化寻根〃意识的变种。一种用词典方式写出来的〃寻根小说〃而已。
2，〃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80年代的启蒙主义……〃
这个判断是用以对照〃新生代〃的所谓〃后启蒙状况〃的。我不知道这一判断的依据何在？似乎只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形成对比而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后启蒙状态〃的话，那恰恰是从〃先锋派〃开始的，〃先锋派〃的先锋性正在这里。它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
3，〃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今天的〃生活资源〃（这个概念不准确，生活不是某种〃资源〃。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生活是写作者的艺术资源的话，那么，就与后面的〃写作资源〃重复了。）是单一的吗？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资源〃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过。除去利弊不谈，〃跨国资本〃是我们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的东西，它的来临岂不是增加了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性了？况且，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无所谓〃生活资源〃的丰富与否，生活就是那样，从古到今并无太大的差别，关键在于他（她）如何去经验生活。一个对生活缺乏必要的感受力的人，再丰富的生活也是白搭。政治家所面临的生活可以说很丰富吧，可政治家的言辞却是多么的枯燥乏味！
4，两次长篇小说创作高峰中的一些作品，〃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这句话有语病。〃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是什么意思？是否还有〃外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或者〃中国非土生土长的生活〃？况且，生活也不是植物，可以移来移去。不错，这些作品有〃沉沉的份量〃，但是否是〃生活的〃，就很可疑了。况且，对于文学而言，对生活的表现是一个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重力学的问题。
什么叫〃土生土长〃的中国生活？纯粹的〃中国生活〃从来就只是一种幻想。也许还存在一个文学的中国风格问题，但你所举的例子也很可疑。曹禺的《雷雨》明显有易卜生、尤金·奥尼尔的痕迹，茅盾的《子夜》如果不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的方式来表现，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至于《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之类，用在这里做正面例子，显然有失体统。老兄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纪的文学差不多是一片〃空白〃，连鲁迅、钱锺书也不算数，现在又如何冒出这么些真切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作品来了呢？一部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岂不是文学的高境界么！
5，什么叫〃时代的本质生活〃？哪个〃时代〃？谁的〃本质〃？什么样的〃本质〃？甚至，生活有没有〃本质〃？这些都是很可疑的。为什么你会认为《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的生活是〃本质的〃，而《上海宝贝》（我对《上海宝贝》并无兴趣，也不认为卫慧可以代表〃新生代〃，只是因为你只提到《上海宝贝》，我只好就谈它了）就不是呢？如果不是，你又如何认为它是〃跨国资本〃时代之〃中产阶级〃趣味的体现呢？这岂不是说，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了吗？退一步说，《上海宝贝》的生活是〃非本质〃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只有〃本质〃的生活才叫〃生活〃吗？才有权利存在吗？这样，是否意味着要将一切〃非本质〃的生活清洗掉呢？这种〃生活的清洁癖〃已经让我们尝到过太多的苦头。
6，《上海宝贝》中〃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你所说的那些〃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为什么就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呢？他们也许是不够〃实在〃，但我敢肯定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行为有些不端，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可以责令他们在手淫的时候不要去写作，或尽快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将他们抓起来，但即使他们是罪犯，也是中国的罪犯，我们无权开除他们的国籍，这是违背宪法的。至于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但也不能不让他们来，他们既然来了，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既然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文学，除非我们的文学可以不反映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老兄显然是不会同意的。
7，你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也是草率的。我们也并不常吃〃麦当劳〃、〃肯德基〃，至少我就不常吃。我的主食仍然是大米饭，吃那些东西只是偶尔开开洋荤。我估计你也未必常吃，要不然怎么会将〃肯德基〃写成〃肯德鸡〃呢？可见你对当下生活之陌生。况且，就算是天天吃〃肯德基〃，也不会吃成洋鬼子的。而洋鬼子天天吃米饭、馒头，也还是洋鬼子。小说也一样，马尔罗老是写中国的事，但他仍然是法国作家；博尔赫斯（又是博尔赫斯，得罪，得罪！）笔下常常出现巴格达，伊拉克人也决没有因此而认他是自己国家的作家。
8，〃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这里似乎应加一个'所'字才通顺——闳按）左右……〃。
首先，什么样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尚无标准。其次，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定就是〃可耻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之生活的〃可耻〃之处何在，因为我很〃无知〃，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究竟如何。由于〃无知〃，我就不敢妄下判断。但我觉得，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所面对的生活首先并不是以〃耻〃与〃不耻〃来划分的。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家倘若硬要给生活安置一个道德的〃过滤器〃的话，那么，他（她）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虚假的（而不是像你所希望的〃真实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就算是〃无耻〃，它也是生活，并不能为了道德廉耻而消灭一种人的生活。即使要消灭的话，这也不是小说家所能办得到的，除非他借助于某种政治权力。
9，〃工人、农民形象〃与〃中国生活本质〃。
文学中缺少〃工农形象〃，这确实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只是一个现象，而不能成为扫荡〃新生代〃的依据。工农是中国人的大多数，这是没错的，而且，文学家也确实应该给大众生活多一些关怀。但文学作品是否就一定要描写工农生活才算是触及所谓的〃生活本质〃（如果生活有一个〃本质〃的话），则很可疑。如果一定要用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来检测的话，你所推崇的文学名著质量也难过关。《红楼梦》分明是写才子佳人的小说，《金瓶梅》就更不得了，简直是在为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张目，《三国演义》则是为统治阶级的战争树碑立传，哪里考虑过农民的死活，更不用说工人了。《水浒传》似乎与农民有一些关系，但〃实实在在〃的农民也没几个，说起来还都是些流氓无赖呐。《龙江颂》倒是写了农民，《海港》则写了工人，而且，似乎也触及了生活的某种〃本质〃，但连工人农民自己也不爱看，他们倒是宁愿去看那些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你还列举了杜鹏程、杨沫等人的作品为你理想的文学作证，这也未免太藐视工人农民了吧！难道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只配读这样的货色么？为此，我不得不怀疑你对工人农民的感情。看来，你的〃人民牌〃（或〃工农牌〃）文学检测仪倒更像是一架道德的火焰喷射器，是美学的可怕杀手。
10，中国城市生活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
为什么你会认为西方的城市文化就一定是所谓〃麻药、朋克、雅皮士〃的文化呢？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吧！西方的无产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军人和资产阶级等社会阶层的文化又到哪里去了呢？你还开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