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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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押房里只剩下李鸿章和易君恕两个人。
“易公子是世家子弟，家学渊源雄厚，且攻读有成，老夫甚觉欣慰！”李鸿章眯起眼睛，亲切地看着易君恕，“可是，你还没有回答老夫，今年为什么未参加朝廷会试？”
这些事情，本不是易君恕今天要谈的，但既然李中堂一再问他，却也不好不回答。
“大人，恕我直言……”
“你我不是外人，但说不妨！”
“大人，”易君恕说，“晚生受家父熏陶，早已以身许国，平生所愿，当然是为国建功立业。如今西风东渐，新学兴起，而朝廷仍以八股取士，士人不读秦汉以后书，不言秦汉以后事，不识地球各国，不知天下之变，学生以为实在落后于时代潮流，这个科举，不考也罢！”
“噢？”李鸿章没有料到易君恕竟是个新派人物，把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一言以蔽之“落后于潮流”，完全否定了。李鸿章本身就是靠八股文中的进士，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显然欠妥。但李鸿章毕竟不同于那些“不读秦汉以后书，不言秦汉以后事”的腐儒，几十年来，买铁舰，创水师，铺电线，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周游列国，搜求新知，执大清国洋务派之牛耳，易君恕攻击八股取士自然应该把他排除在外，所以他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偶遇知音之感。
“嗯，我大清欲自立于当今世界，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年轻人也应该学些真才实学，”李鸿章略过八股不八股这个话题，朝着他感兴趣的方向问下去，“想必易公子对西学颇有研究？”
“晚生不才，对西学所知甚少，”易君恕有些腼腆，据实答道，“只读过德国人花之安所著《自西祖东》、英国人李提摩太所译《百年一觉》、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等少数几本书，一知半解，仅皮毛而已。”
“易公子过谦了！”李鸿章见惯了官场中的虚伪，并不把这话当真，料定易君恕必然精通西学，心中更觉喜欢，“老夫几十年来，为了国家富强，致力洋务；近年来又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办理各国外交，倒是个用人的地方。易公子学贯中西，若无意于科举……”
说到这里，下半句话却又咽住了，慈祥地看着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对于初次见面的易君恕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明显示意。但李鸿章毕竟不肯把话说尽，他要留下一半，让对方自己来表达甘心投靠的意愿，如当年李太白《与韩荆州书》所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幕一至于此！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
这层意思，易君恕自然听得明白。李鸿章把他左盘问、右盘问，原来以为他是来走门子，想进总理衙门谋个差事。
“中堂大人，”易君恕淡淡一笑，却说，“晚生今日求见，并非为了谋职。”
“噢？”李鸿章倒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自己身居高位，那么主动地表示关切，对方一定会感激涕零，趋之若鹜，却不料被这个年轻人轻易地拒绝了，这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吗？既然如此，就干脆单刀直入，“那么，易公子所为何来呢？”
“中堂大人，”易君恕拱拱手，说道，“晚生确有一事相求……”
“那就请直说吧！”李鸿章已经有些不耐烦，心想此人既然不肯投在他的门下，必是为一些小事儿走走关节。且听听他所求何事，如果顺手，也不妨卖个人情，帮他一把，打发了这个“故人之后”也就是了。“只要老夫力所能及，定尽绵薄！”
“多谢中堂大人！”易君恕听了这话，便如同得到许诺，双目炯炯地望着李鸿章，“请问大人，刚才乘轿子出去的那位洋人，可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吗？”
“嗯？”李鸿章一愣，“你问这个干什么？”
“晚生听说，近来英国公使频频到总理衙门谈判，谋求展拓香港界址……”
“你……你听哪个讲的？”李鸿章突然失去慢条斯理的常态，一着急，连老家合肥话也出来了。易君恕突然提出的问题，使他颇为震惊。总理衙门和洋人谈判，几乎每天都有，在李鸿章如同家常便饭，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则是不应该知道也不应该关心的国家机密。可是，易君恕却不但说出了谈判对手的名字，连两国相争尚未定局的议项也点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总理衙门的哪位大臣或是戈什哈、苏拉不慎泄露了秘密，还是易君恕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前来刺探情报？
“回禀中堂大人。学生日前到南横街粤东会馆，听南海康有为先生在保国会演讲，谈到近来时事，据说英使窦纳乐要求展拓香港界址，”易君恕答道，他已经从李鸿章那双警惕的眼睛里证实了这个传闻，“看来，是确有其事了。”
李鸿章不语，倒吸了一口凉气。易君恕的消息来源是康有为！提起那个康有为，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再一次被触动了伤疤！
就在甲午战败之后，慈禧皇太后又要派李鸿章这位败兵统帅赴日议和。李鸿章知道，此去日本，无非是割地赔款，但圣命难违，也不得不去。在日本马关，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全权代表，受尽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奚落和恫吓，而且还被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其中委屈，向谁去诉？他忍辱含垢，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添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规定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享受与进口货同等优惠待遇。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朝廷文臣武将，号泣谏言、愿决死战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与人。当时正赶上乙未科会试，各省举子齐集京师，群情激愤，台湾赴京举子痛写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广东举子康有为趁机一呼百应，带领六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约，主张变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举人进京应试，均由公车接送，所以举人又称“公车”，康有为此举，便以“公车上书”之名轰动全国，使得赴日议和的李鸿章骑虎难下。幸而朝中还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对康有为的万言书予以抵制，未能上达天听，而号称“四小枢”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则冲破帝师翁同龢和他一帮门徒的重重阻挠，力谏皇上休战言和，光绪皇帝虽顿足流涕，到底也还是在和约上签字用宝，才了结了这场纷争。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签和约，他李鸿章尚在日本马关，性命危矣！
李鸿章一想起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举成名，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荐康有为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帝师翁同龢！由于翁氏极力怂恿，今年春节，皇上竟然不顾“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鸿章和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廖寿恒，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共同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