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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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原始特性——按其意愿进行买卖的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符合自然的；它们用经验证明了下述论断——即：对贸易和勤勉工。。
作设置限制乃是对自然的要求的违犯——的正确性。。。
这一重要的真理给富兰克林博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宣称，６０年前那个为贸易制订法令的立法机关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还说，“旨在管理、指导或约束贸易的大部分法令或法案、命令、禁令和公告（它们系由议会、君主和国家所颁发）
，或者是政治上的重大失策，或者是狡诈者在。。。。。。。。
公众利益的借口下用以达到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①。。。。几乎在同一时期，斯密博士指出，“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使用其资本（对贸易的任何限制就是这样一种企图）
的政治家，不仅给自己背上了一个最无必要的工作重担，并且僭取了一种不仅对任何个人，而且对任何上议院或下议院都不能安全信托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旦落入一个十足愚蠢和狂妄到认为他自己适
①《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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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使这种权力者手中时，那将是最危险不过的事。“
①由此可见，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自由、大自然所创造的政府的、气候的和个人才能的千差万别（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也就由此而来，如同在英国和美国的居民中所见到的那样）
，以及刚才我在拙著中引用的哲理名言，所有这一切都认可了我已经作出的结论。对贸易和勤勉工作的限制乃是对世上这一非凡政府的普遍的和完全的对立，或者像其他人所表达的那样，在完成上帝指定的工作时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按照库姆先生的意见，社会的不安、贫困和不幸就是这方面的证据。
先生们，这些限制也是对政府基本原则的违犯。
西塞罗、洛克、边沁以及研究了这一主题的每位哲学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建立全体国民的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财产。结论认为，在这一基础上（而且只是在这一基础上）
，政府才是值得服从的。这是对政府效忠的基础，当政府侵犯其国民的财产时，这种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麦克库洛赫先生说，“在一个人能拥有的一切种类的财产中，其智能和其体力是最属于其自己的。因此，他应被容许享有这一财产，也即按其意愿使用或发挥这些能力。因而当一个人被禁止从事某一特定职。
业部门时，这和剥夺他生产或积累的资本同样是对这种权利。。。
的侵犯。“
由此可见，按照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意见，从原则上说，禁止科布登先生进口谷物与拿走白金汉公爵的不动产二者是对所有权的权利同样严重的侵犯。由于立法机关并无其自己的
①《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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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除了课税收入，什么也没有）
，因而当它对某种行业给予津贴并限制另一种行业时，它不仅限制了人们发挥其才能，它还拿走了某些人的财产并将其给予了另一些人。因此，对诚实的勤勉工作的一切限制，禁止人们从事任何行业的一切禁令，乃是立法机关对建立它就是为了要它加以保护的该所有权权利的侵犯。这种行为是对其自己最崇高和最神圣的职责的违背（这本是它应完成的唯一职责）
，以及对大自然命令的违犯。
这种非自然的和非公正的限制贸易的制度由来已久。它源自无知和压迫的时代；它是在征服中产生的，并在１４世纪以前就开始了。根据史家关于诺曼人征服英国的记载，至少在沃特。泰勒于１３８１年在史密斯菲尔德会见理查二世时，他为其人民提出的第一个和主要的要求就是“在城市内和城市外公开地和自由地进行买卖的权利。”
（休谟和其他史家曾可。。。。。。。。。。。。。。
耻地对沃特。泰勒进行诽谤，在撒克逊农奴的夺回自由和公理的斗争中，他是深受爱戴并曾在一段时期中取得成功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位当别人受骗时能冷静思考而不被国王及其贵族们欺诈的诺言所哄骗的人，他理应作为一名民众权利的斗士而受到尊敬。）
他未能获得成功，并由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被处死。诺曼底贵族们的组织严密，不容许撒克逊农奴的解放，至少从那时到现在，在争取公开和自由的买卖的人民与坚决要限制自由买卖的立法机关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
不论立法机关是怎样组成的，也不论它将怎样发挥作用，它将永远要约束买卖行为，永远力求把人民勤勉工作的果实装入某些受优惠阶级的口袋。与外国人自由贸易只是我们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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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要求的自由买卖的扩大；但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货币兑换业者，一旦其财富能使其购置不动产并得以跻身于贵族之列，以及当土地和贵族头衔成了卑躬屈膝的律师的报酬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现在利用土地所有权继承了诺曼人用刀剑获得的权力的某些部分，他们也沿袭了征服者的看法和偏见，坚持把商人作为农奴对待，坚持反对自由买卖，并坚持破坏商业而不考虑自然规律和人民利益。
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些不朽的原则应用于谷物法，它妨碍、限制和阻止了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制造商、谢菲尔德的刀剑制造匠、利兹的羊毛衫制造匠等人自由地以其勤勉工作的产物交换波兰的小麦和美国的面粉。它阻止了所有这些贸易，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制造业者与生活在其它政府管辖下的某些人之间的贸易本来会达到什么程度。对参与对外贸易的一切制造业者、一切商人和一切船东来说，谷物法是对他们诚实的勤勉工作的一种难以忍受的限制。谷物法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还破坏了（并正在破坏着）对外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它也减少了数以千计的与外贸有关的、有用的并有利的职业（其数量简直不胜枚举）。它是对自由——这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列——的直接侵犯。
谷物法用提高了的面包价格取走了每个面包消费者的财产。它首先把这部分取走的财产交给农民，但是后者只不过是为另一个人效劳的收税人，他将收进的款项连同其自己的纳税部分（因为他也要支付税款）转交给地租所有者。我说不准谷物法从消费者处拿走而转交给地主的有多少，因为这是一个变化的和无法查明的数量。对我来说，谷物法的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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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处拿走了若干就已够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数量的多少并无关紧要。抢劫是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在对一个乞丐进行抢劫，并且被抢劫的仅仅是一个便士。除了对那些损失动辄以百万计或损失了北美殖民地的人以外，我们的极其富有的立法者们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同情心的，但是通过法律从一个寡妇那里间接拿走一枚八分之一旧便士的硬币或从一个手织机织布匠那里拿走半个马铃薯，这和通过法律没收阿什伯顿勋爵的红利或扣押其不动产都是同样严重的罪行。谷物法不折不扣地是一场由地租所有者庄严宣布的对所有其它阶级的巨大抢劫，和所有其它的抢劫一样，在这场抢劫中，被浪费和毁坏的大量财产超过了被转移和享用的部分。人民一贫如洗而在挨饿，但是地主也并未富起来。谷物法是纯粹的罪恶行为。
我无需引用任何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这种从劳动者夺走其面包的立法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倘若他对人们的游手好闲施加饥饿的惩罚，倘若他逗弄人们，故意告知他们他在另一外地方安置着充裕的食物，倘若他也给予了他们获得食物的能力，并似乎在劝诱他们去获得它，通过学习必要的技能和勤勉工作以得到乐趣，倘若他使人们能够生产大量服装和其它有用之物，而食物所有者需要这些东西与服装所有者需要食物同样迫切，倘若他使互相交换能够互相带来好处，上帝已经做了所有这一切；但是与此同时，倘若上帝又否认人们有进行交换的权利，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就将给以永久的惩罚；则伟大的造物者在我们的心目中比拥有土地的英国议会又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呢？那样一来，上帝将不再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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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仁慈而成为人们无比尊敬的对象，不再是由于无限智慧而成为人们可以求助的崇拜对象，他将不比我们那些众多的、厚颜无耻的、胡吹的政客（他们生活在由他们造成的巨大灾难中狞笑而无动于衷）更值得受人尊敬。倘若像谷物法这样的限制不违反上帝意志的话，则上帝（我怀着最大的尊敬提到他）也就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更公正了。但是，谷物法是受到人类心灵中崇拜的、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和神圣的原则的谴责的。
我要向你们宣读一段利物浦伯爵于１８２０年５月２６日在上议院发表演讲中的一段话。你们总还记得，糟糕透顶的谷物法就是在这位贵族的首相任期内于１８１５年通过的；事实上是他通过了谷物法，在我提到的５月２６日的那次演讲中，他这样谈论谷物法。
利物浦伯爵说，“我是１８１５年拥护谷物法者之一。与该法案的一切拥护者一样，我认为给予农民额外的保护（即附。。。。。。。。。
加的价格）是适宜的。
我觉得当处于英国在一场为期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