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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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法庭存在。钱财由银行支配，则置户部、藩司于何地？司法可以独立，则置刑部、臬司于何地？老百姓都独立自主了，爱贷款就货款，不爱贷款就不贷款，什么都按经济规律办，不按道德和王法办，则置皇上、朝廷干何地？

的确，对于只身一人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效忠远比效率重要，守住祖宗家业也远比发展民生事业重要。人口富余没有关系，有作为的君王可以用来侵略扩张；财产富余也没有关系，无作为的君王可以任由官员贪污挥霍。这些钱财，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简直就匪夷所思，用于发展工商业则万万不可。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如果普遍富裕起来，将置帝国于何地？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当然，不会有人说国计民生不重要，工商业也一直存在并发展着。事实上，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它的工商业发达的时期。汉、唐、宋、明，皆如此。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明代则有商业大城市三十三个。与之相对应，则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工商业从业人员的队伍庞大。东汉王符说，洛阳地区的守本工商是农民的十倍，离本工商则又是守本工商的十倍（《　潜夫论》　）；而据日本学者桑原先生考证，唐代末年仅被黄巢杀死的外商就多达十二万人。至于贸易额，自然也很可观。比如北宋神宗时期国内贸易总额就达三亿两千万贯，岂能说不繁荣？

但这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明王朝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因为帝国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更不用说培育和扶植了。何况这些工商业制造销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满足少数富贵人家的穷奢极欲，也实在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这只是一种〃病态繁荣〃。它既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也不能使帝国制度变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灭亡。也因此，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的王朝时，它一定会将这〃病态繁荣〃一并消灭，重新回到〃重农抑商〃的轨道上来。当然，等着它的，又将是下一轮的〃病态繁荣〃，以及下一轮的〃改朝换代〃。

除此以外，帝国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一　歌未竟；东方白

靠着改朝换代（王朝更替）和不断输血（外族入侵），帝国制度风雨兼程走到了20　世纪初，并在这时结果了自己。这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因为帝国并没有从内部产生颠覆它的力量，它也不认为自己的路已经走完。按照过去的经验，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修复的功能来延续生命，却被一下断送了前程，正所谓〃歌未竟，东方白〃。

的确，清原本是不该亡的。

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内外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的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我们不妨将其与暴秦、强汉和盛唐作一个比较。秦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秦始皇〃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　〃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　过秦论》　）。结果怎么样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杜牧《　阿房宫赋》　）汉的军事力量也是很强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铁马金戈，所向披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在汉帝国那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结果怎么样呢？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比较也相形见细。唐征高丽，屡征屡败，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人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屡次讨伐准噶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一个王朝的军事力量，其用途无非两端，一是安内，二是攘外。无论哪一项，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与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武力强大，并不等于这个王朝就一定强盛，更不等于其统治者就一定能坐稳江山。元之疆域既广，人口亦多，武力更强，却不过百年而亡。相反，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清的寿命就长得多。而且，清帝逊位以后，尚能享尊号宫室不变，结局并不太坏。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　年入关算起，也有267　年，仅次于汉（426　年）、唐（289　年）、宋（　319　年）、明（276　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167　年。而如果从1616　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295　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或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134　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　50　年），隋的〃开皇之治〃（　24　年），唐的〃贞观之治〃（　23　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　30　年），明的〃仁宣之治〃（　11　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即宣布〃永不加赋〃，以致康熙至道光二百一十余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　至1913　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百分之十五，这岂是崩溃的迹象？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还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piǎo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元的情况最坏，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结果是自己也被灭了。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蒙古是其亲戚（蒙满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西藏是其臣属（达赖和班禅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都要头疼的〃蛮夷〃和〃外敌〃；　连同也曾被视作〃蛮夷〃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和〃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作分析。在我看来，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了。在一个民族情绪甚浓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最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决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民族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以上综述，参考了赵无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请参看赵无眠《　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满清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请参看《　中国大历史》　）。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