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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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看中农对土改犹豫观望的一面，没有充分认识坚定地团结中农的必要，分了富裕中农的牲口，又侵犯了其他中农。这种做法，贫雇农经济上所得不多，政治上损失甚大。
三、没有研究富农剥削剩余劳动量的大小，以为凡雇长工者都是富农。当时不知剥削部分只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应划为中农。因此，误划许多中农为富农。对佃富农，则偏看其二地主性（转租地主土地），他们在乡村中政治地位甚高，牲口又多，因此与旧富农大体上同等对待。
四、在工商业政策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未彻底认清保护工商业、发展经济，无论对城市和乡村，对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对支援战争，都是有利无害的。
五、在打人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农民打恶霸虽属正义，但群众运动中人多手杂，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
六、运动中凡属农民提出之要求，总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少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看来是不合理的。有些要求，即使在当时说来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在运动中不能放任自流，作群众的尾巴。
七、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运动范围可以大些。但如无明确政策，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干部，过度扩大运动范围，就容易出乱子。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一
两年多来，我们接收了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当接收时，企业内的工人和职员有下列情况。
（甲）企业内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八一五”（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日子，简称“八一五”。……第303、321、353页。」）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因此，“八一五”后的中国高级职员，在“八一五”前都是中级职员。当我们接收时，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一部分中级职员是职位较低的管理人，其地位接近于下级职员；其余的中级职员，及由“八一五”前的中级职员提升为高级职员的一部分，其社会地位相当于自由职业者，但在企业内是较高和高级职位的管理人。不论“八一五”前或后，中、高级职员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
（乙）我接收企业后，工人和职员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当时都是模糊的，但其模糊程度、性质有差别。工人对国民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正统观念，但一给民主政府工作之后，工人的情绪是积极的，深怕我军撤退，盼望我军胜利。下级职员，虽然是接近工人的阶层，但在企业中工人群众尚未发动，中、高级职员仍占传统重要地位时，他们的多数是追随高、中级职员的。高、中级职员对国民党政权有浓厚的盲目正统观念，对民主政府则抱冷淡以至抵抗态度。有一小部分职员，则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活动。由于当时工人群众尚未发动，原有的高、中级职员仍占企业的重要地位，因此当时许多企业内事故甚多，生产效率很低。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当时的方针是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其方法是：首先使工人认清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一分子。过去是为日寇、国民党资本家创造利润而劳动，现在则为人民大众、为自己而劳动。同时，洗刷撤换了一些为非作恶、为工人痛恨的人员，并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由此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工人在生产中表现了负责的态度。由于工人群众劳动态度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的进步，加上恰当地解决了工人与一部分职员之间的矛盾，因此达到了既依靠工人又团结职员的目的。
今天看来，工人和原有职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虽然有若干差别，但应该指出，职员，连同中、高级职员在内，他们的政治认识及工作积极性，两年来都有了很大进步。原因有二：一是企业内工人群众的发动和团结职员政策的实行；二是东北战局我胜敌败，加之国民党政权反动腐败，排斥东北职员的恶劣行为有了充分暴露，打破了广大职员对国民党的幻想。今天职员的情绪与一两年前比较，已大有区别；同时，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的职员，经过两年的亲身体验，也逐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因此，在我新接收或将接收的企业中，也具备着团结、改造旧职员的有利条件。
两年来，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依据现有经验，处理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两点：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恰如其分地解决存在的矛盾，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为此，我们对各种职员应依下列原则处理。
（一）职员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下级职员，他们既不是生产业务的管理人，也不是人事的管理人。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二）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这些人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工人至为痛恨。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的存在，决不能让原来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四）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凌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巨大者，应由企业和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澈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
（五）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这些职员占企业内中、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在日伪时期，这些职员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八一五”后，由中国职员代替了；而当我接收企业时，高级职员几乎全体及中级职员的一部分，已被国民党军携走。留下的那些生产业务管理人员，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
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是在剥削压迫的基础上，依靠一部分组织生产和掌管业务的职员来管理工人的，而这种管理，不能不是官僚主义的方法。应该看到，在生产及业务管理上所发生的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其形式上虽然是职员与工人的矛盾，但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被接收而变为人民企业时，这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