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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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越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有纪律的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地遵守纪律,不能具体地遵守纪律。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所以,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注「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一、第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58、865…867页)。……第277页。」),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地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注「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决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后来,毛泽东等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逐步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解决了许多为党的六大所不曾解决的问题。……第5、25、、163、172、265、279页。」)、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的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注「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解放前上海买卖有价证券的投机市场。一九二○年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当时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公债投机。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宣告停业。一九四三年重新设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华商股票为主要投机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一度停业。一九四六年再度复业。上海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被封闭。上海纱布交易所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抗日战争前我国最大的棉花、棉纱市场。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一九三七年八月停业。买卖棉花、棉纱,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交易大多是投机活动。……第280页。」)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注「茅盾即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一九八一),浙江桐乡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子夜》是茅盾写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这部小说主要通过对吴荪甫这一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及其周围环境的描写,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