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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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自我批评是不是会丧失我们的威信呢？威信在军队里头是很重要的。如果军队领导干部没有威信，下级就不听命令。那就不能指挥作战。但是要知道，靠上面发给你一个威信，靠招牌来建立威信，都是靠不住的。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有些同志认为，有了什么毛病、要不分场合到处作自我批评，如果是那样，当然也不好，应该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批评是对待革命同志的。在敌人跟前，我们不能作自我批评。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
我们自己应该有自我批评，这一条要经常注意，同时有很多事情还要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而别人对我们的缺点、错误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处理问题可能要更客观些。要做到客观，首先要对自己客观，对自己客观了，就可以把人家也看得客观。开展自我批评，会使一个人更虚心、更客观。如果军队干部自己不虚心、不客观，其他部门的干部也就不敢批评军队干部。在军队里，横行霸道的作风有没有呢？我想还是有的。霸道的作风，也就是不客观。霸道作风应该是对付敌人的。比如打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也不能把它搬到革命队伍里来。如果把它搬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和党外人士，这就不好了，应当改正。
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不能进行打击，槁残酷斗争，也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
对于新的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自抗战以来，我们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错误态度。有的同志讲了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过去搞过火的打击，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是统一战线环境；第三是由于我们队伍里新的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增加。我很同意关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过去我对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也估计不足，我有责任。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前身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大学，到陕北后称为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第112、123、252、255、271页。」）讲演，只讲了季米特洛夫（注「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271页。」）的六条干部政策，没有讲到对干部本身的四条要求，即：第一，对党忠实；第二，同群众有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纪律。
我们对于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得也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工作是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去做。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如果是被动的，人家不找来就不讲，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才讲，那就来不及了。第二，只注意组织上的问题，不注意思想上的问题。如果思想根子不挖一挖，是不能够去掉毛病的。第三，只注意下层，不注意上层。一般来说，下面有一种什么倾向都是小倾向，大的事情是闹不出来的。闹独立性也不见得是下面能闹起来的。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我这样说，是不是对下面的小问题就不要管？那也不是。下面的小问题还是要批评，但是更应该注意上面的大问题。第四，过去我们只注意个别现象，不能够把某种突出的个别现象作为典型进行一般教育。中央的同志、尤其是毛主席就不同，他们很注意通过个别事例教育大家。
以上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自由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因为它会助长错误。其结果，只能损害人，损害党。那末，怎样才能克服自由主义呢？第一，我们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第二，共产党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第三，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逐步克服错误倾向。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目的是使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正确的同志更前进一步。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讲话摘要。」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注「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126、129、146、274页。」）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注「见北宋汪洙等著《神童诗·劝学》。……第274页。」）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新的译文题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7页）。……第275页。」）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误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会越帮越忙，……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