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1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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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羧恕５笔比沃泄仓醒胝尉治薄⒐裨焊弊芾怼！�256页。」）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注「王学明（一九一六——一九七八），黑龙江双城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256页。」），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会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257页。」）。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注「“民主墙”指当时人们在街头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限制。随后，按照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即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禁止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第257页。」）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粮食周转库存降到三百六十亿斤，就要发警报。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这是周总理早已定了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注意。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要进口一些粮食。一方面地方不要靠中央，一方面中央手里还要抓一点粮食。
有些材料，特别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报表，要送给财经委员会的同志们看。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二百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五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五月十一日批的那个文件（注「指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批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第259页。」）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注「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八年六月起同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顾部委员会副主任。——第52、130、259、340页。」）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六月六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曾想过，按照现在的安排，宝钢建设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到一九八四年建成，七年出钢，九年达到设计能力，是否能做到？鞍钢搞了几十年，才搞了六七百万吨钢。宝钢规模这样大，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可以考虑推迟二三年。在有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请他们考虑。我可能是用五十年代老眼光看问题，现在是七十年代，中间相隔二十几年。唐克（注「唐克，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盐城人。当时任冶金部部长。——第260页。」）同志五月三十一日送给我一个冶金工业部的意见，说一九八四年可以完成宝钢的本体工程。这个意见是有理由的。我同意这个意见。原来我还设想过，本体工程完成后，停一两年，进行整顿总结，再搞二期建设。现在看，中间没有办法停顿下来。
下面我讲八点意见：
（一）干到底。这是先念（注「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97、235、252、260、341、345、363、378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建设规模按照五月十一日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那个方案办。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
（二）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但大的方面是可以预料到的。还有，外部的协作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