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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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问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我要兵。”
彭德怀说：“给你补两万！”
6月10日以后，北进的联合国军在中国军队持续顽强的阻击之下，其北进势头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进攻。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战线相对稳定下来。
第五次战役结束。
中国军队对第五次战役的总结是客观冷静的。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投入15个军的兵力，战役持续50天，消灭敌人8万多人，是五次大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
但是，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这是一场恶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减员达8。5万多人。尤其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1。6万人。战斗损失最严重的是第六十军一八零师。
战役的结果所显现的主要问题是：一是打得急了，对于美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所谓“登陆作战”的威胁判断过于武断，战役准备仓促。二是打得大了，第一阶段计划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第二阶段计划歼敌六个师（南朝鲜军），事实证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脱离实际的计划来自于对敌我双方都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军作战时战术上应该采取的变化缺乏认识。三是打得远了，战役的企图过大，部队穿插得太远，但实际的补给能力很低，部队严重缺乏粮弹，伤员不能及时后运，美军反击时不能及时脱离战场。
在军事部署上，第一阶段时，第二十、第四十军突破之后，没有后续部队紧随跟进，从而使打开的战役缺口没有起到作用，如能将第三兵团以及第二十六军向东靠拢，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二梯队，从战役缺口打进，战役发展会顺利一些。同时，第三兵团在15公里狭窄的正面形成部队过于拥挤的状态，除影响进攻的速度之外，还带来了部队的伤亡。
美军装备先进，火力强大，机动速度快，中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战役发起的第一个夜晚就迂回到位，战役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即使迂回到位，被包围的美军又很难被我军歼灭。美军往往撤退30公里后即停止，当其突然开始反击时，中国军队因已经发生供应困难，危机立即显现。尤其在战役后期大兵团转移时，美军利用快速的机动能力，给中国军队造成极大的被动。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纵深很浅，阻击战术手段单调，战场效果不理想。个别部队在战役撤退阶段出现混乱，暴露了指挥上的问题。最后，后勤还是一个大问题。
针对此时出现在中国军队中的某些思想混乱。互相埋怨、甚至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问题，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以《全军振奋，加速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为题的政工指示，要求各部队正确认识战争中的局部挫折，振奋精神，官兵一致，准备再战。
同时，中国军队各部队的官兵们开始接受北朝鲜政府制作并颁发的各种“勋章”。包括彭德怀在内，朝鲜战争中先后有52。6354万志愿军官兵被授予了“勋章”。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几乎每两名官兵就能得到一枚。
1951年6月中旬，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
这是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依据双方的战场实力所形成的一条战线。
这几乎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北朝鲜开始作战的那条线。
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状况。
作为军事家的李奇微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美国军队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力量，能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当然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是肯定的。对于这种伤亡，李奇微本人也许不愿意过于精密地计算，可有人“精确”地为他计算过：中国军队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平均间隔是一至两个月，每次战役美军平均损失2万人。依据范弗里特发动的“快速前进”并获得“巨大胜利”的北进攻势的进攻速度，那么美军连续不间断地北进（如果中国军队允许这样，并且不发动任何反击战役的话），需要发动七次以上的这种规模的攻势，还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鸭绿江边。按一次战役损失2万人计算的话，美军损失的人数将达到14－18万。即使美军能够在朝鲜北部实施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但善于在像北朝鲜这样的崇山峻岭中机动作战的中国军队给予美国军队的杀伤，很可能令这种努力没什么价值。而一旦实施登陆作战，前沿的部队就得抽回来参加登陆，前沿便要出现明显的战役缺口，中国军队是不会放弃任何惩罚美国人的战机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除了10万名美国年轻的生命之外，耗费的金钱已达l00亿美元之多。这比美国在二战第一年的耗费多一倍以上，以致使1951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300多美元。战争中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85万吨，这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2万人已增加到70万人，尽管这样，依旧感到与中国军队作战中兵力不足。这一切，对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绝对是一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南朝鲜的三个师以及远在美国本上的六个师了，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派一兵一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认为，“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杜鲁门有理由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束战争，将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的建议，是一种不现实的、连日本人在中国本上的失败教训都不顾的愚蠢的建议。中国军队的耐力是惊人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作战”正是建立在这个东方民族性格基础上的绝妙的理论。况且，苏联人一旦参战，战争就不只是亚洲的事了。那么，美国人是否值得为所谓“统一朝鲜”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也就是说，所付出的价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价值？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上是否真的中了苏联人的圈套？即使强行使用武力“统一”了朝鲜，美国人在亚洲的利益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
又是否值得为此而成为亚洲国家的死敌？
从中国方面来讲，至少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而恰恰这一点，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国目前不可能办到的事。中国也不大可能为朝鲜而耗尽它的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力，中国领导人此时需要面对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况且，中国军队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在政治上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获得。
最后，协助金日成“统一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方面参战的首要目的。
6月，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四个主力军的领导，并且与这些满身硝烟还未散尽的指挥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四个军的领导分别是：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们是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带领下回国汇报工作的，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各军兵种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谭家菜，但是，令他们难忘的，却是毛泽东的“家宴”，尽管是四菜一汤，而且其中只有一盘带肉的菜。毛泽东和军长们的谈话完全是在一种聊天式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和蔼、幽默，以及思路的严谨令军长们心生敬畏。
毛泽东除了问到诸如“怎么乍待这场战争”、以及对大的战役的看法外，令军长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居然问到了一些具体战斗的极其细微的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有年期与美军对峙的思想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已改变了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思想，这种改变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现实而做出的，就在一封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德怀同志：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找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士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故人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车能歼敌人两个营，共是十六个营，那对敌人的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包围歼灭之。
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美英师都得有三四个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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