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识阶-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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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胸，大有慷慨就义的壮烈。唯独因为不能取一善终，被宋朝洪迈（《容斋随笔》作者）嘲以“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乎？！”这成了郭璞人生的一个败笔。由此看来，郭璞虽精于卜算，却不懂化解趋避之道，比起当代改个名字就能造就人生富贵的大师、高人们来，真是不值一提。
其实，洪迈此说谬矣，人可以知天，但不能胜天。易学的个中玄妙，洪迈或许还是不甚明了！不过，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中，讲了许多易学原理知识和技巧，不可错过。
说句题外话。
自古高僧不避高道，高人不避易。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是个道家人士，其成就不仅仅限于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据《宋书》记载，他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撰写了《易义》、《老子义》等哲学著作。其绝不“虚推（盲目崇拜）古人”，而要“搜练古今（从大量的著作中汲取精华）”之治学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祖冲之编《大明历》，也是古代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法有三个“设法”，其中之一即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用易数解释历数。
唐代
唐太宗的重臣虞世南，留下了“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千古名句。
医圣孙思邈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一个医生，不研究易经，你就不会达到给皇帝看病的水平的。现在的中医，望闻问切只停留在表面上，成了一句口头禅，太可惜了。现在中医只会问和切了。
孙思邈活了一百零二岁。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他对阴阳、推步、医药无不精通，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于针灸创奇｜穴和阿是｜穴。
孙思邈认为：“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
儒门易家简史（4）
医易同源。中医最强调“望闻问切”，望指望气，闻指听音闻味，切指切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的比看的全面。
唐代很重视音的判断。唐代的音韵学发展也十分鼎盛。
唐代还讲究五音宅相，即姓氏的音不能与住宅的座山方向有抵触。例如：张为金音，不能居火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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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宋以前，司马迁、王充、李靖、房玄龄等等也都是易学大家。他们的“易名”之所以少有人知，只不过是被其政名、文名等所掩而已。
宋代
宋代的邵雍是易学发展史中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他不但在易学上名声鼎立，人人皆知，而且在理学方面，还是北宋五子之一，是研究易学与儒学都不可逾越的人物之一。在易学发展史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皇极经世》、《邵子神数》两大著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周敦颐是《爱莲说》的作者，也是“理学”的开山之祖。他是最早将太极图传入学界的人。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意思就是“无形而有理”，象数还未形成，但其道理已具备。太极即理，理为本体，本体即道，道者天地之心。还说：“圣可学乎，可药乎，一为圣也。”
《易？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句话被看作是《周易》中的“易道”。“易”
有“三义”，一曰变易，二曰不易，三曰简易。“不易”讲的是“易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不易之道。这里提出了三个概念：“理”、“性”、“命”。这三个概念在后来周敦颐那里做了重要的发挥，他在《通书》中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做《理性命》。
“穷理”就是穷“易道”。朱熹讲只有“格物”而后方能“穷理”。王阳明年轻时笃信朱学，依朱子所说格他父亲王华北京官署里的竹子之理，结果未果而中途病倒。“穷理”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务现象的背后是什么。比如桌子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的东西能不能被认识？也就是“理”能不能被我们“格”出来？大家应该想一想。王阳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没有“格”出来，那么这个“理”究竟在什么地方？王阳明穷尽儒、道、佛之书，后来他找到了“理”就在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就是理。这样他就开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路向，一个是“理学”的路向，一个是“心学”的路向。
何谓“尽性”？首先，“性”就是我们说的人性，对“性”的本性，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人性是善的，有人说性是恶的，也有人说性是善恶相混的。其次，“性”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郭店楚墓竹简》里讲“性自命出”。这说明“性”是“天”给我们的，是先天的。孟子讲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它常常被私欲所蒙蔽，因此才堕入恶道。所以我们应该去除私欲，把我们放逐的“本心”找回来，这叫做“求放心”。把原来的“本心”恢复起来，这就得“尽心”，即认识我们的“本心”是什么。所以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只有能够“尽心”，才能够“知性”、“知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可以理解为“天命”和“命运”。“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命”是“天”赋予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那么“运”则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人可以在“性”和“命”的互动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周易》上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说我们只要“穷理尽性”就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它，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上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开启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儒家的理、性、命话题。
北宋五子的张载，著有《张子全书》，内有《西铭》、《正蒙》等。他在书中进一步阐述“阴阳就是气”和“天人合一”理论。他还是《四库全书》中记载的最早提及《葬书》中“风水”概念的人。他的成长得益于范仲淹，范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
儒门易家简史（5）
宋史本传对范仲淹的评价是“泛通六经，长于《易》”，他不但在文学上有成就，而且于易学传世著作有《范文正公集》中《易义》一篇。该书以人事说经，将经义归结为具体的人事和史事，而这也恰恰是义理派的主要特点。他是宋代《易》之义理之学的先驱者之一。
苏轼的《东坡易传》。从儒释道三家全面展开解易。以“道”“德”连言，侧重《老子》
解易。之所以后来未受到重视，原因是朱熹受他老师程颐程颢的影响，与苏东坡学术意见相左。北宋五子中，程颐、程颢与邵雍是表兄弟关系，与苏东坡有隙，致邵雍临终亦不得相见。
苏东坡几乎是个全才，无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思想哲学等等各个文艺领域他都皆有所得，其学问、人格、立身大节也可称千古楷模。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苏东坡这样有个性、有才情、对老百姓也不错的官员太少了。
苏东坡认为，治学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注重培养人的软实力。
朱熹是理学的大家，也因治易而名重后世。他的《周易本义》为科举必考之书。很受皇帝器重，位高言重。他对《易》的结论是“易为占卜之书”。
史料记载：朱熹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韦居听舆》，中华书局，1981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熹死后下葬的方式，采用的是悬棺法。为什么采用这种汉地不常流行的方法呢？原来这是朱熹的隐衷，即悬棺法可以预示在朱熹身上所体现并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命脉将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永不坠落。
史料记载：朱熹的父亲请人为他择佳地，并问将来子孙是否富贵。风水家回答说，富贵不会太大，但生个小孩儿将来长大了似乎是个孔夫子。（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坚瓠集》，中华书局，1981年。）结果真是惊人的准确。
宋代的蔡沉为易学应用提出了一个原则：“《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南宋洪迈著《容斋随笔》，讲了许多易学原理知识和技巧，不可不读。
宋代易学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代是中国易学发展的最鼎盛时期，百舸争流。宋易分为义理、象数两派。宋易象数学派继承了汉易系统以象数解易的风气，注重探求
天道，使象数学走向哲理化。其中，以陈抟、周敦颐、邵雍等人的易学为最有影响。宋易中的象数派又以提出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为特点，故其易学又称图书学。图书学于北宋十分流行，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图书学派。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以及邵雍的易学与图书学有渊源关系。
在宋代，陈抟、邵雍、司马光（著有《温公易说》，创四爻占法《潜虚占》）、周敦颐等是象数派的代表人物；而范仲淹、欧阳修、张载（《横渠易说》）、王安石等则是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