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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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批语，不能只当作一般文字看。这位批注者是很了解曹雪芹的思想实质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曹雪芹真正的思想到底是些什么样儿。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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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语有几层意思：
第一，批注认为《庄子》是腐言糟粕之文。这不但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且不仅是批注者的意思，也是代表曹雪芹的本意的。这样一来，便使王国维的论点整个给掀翻了。
第二，批注认为，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接不暇。除闺阁之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想作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谬矣！毫无疑问，他替宝玉说出了心里话。这和茗烟说宝玉愿下世脱生一个女儿一样说到点子上了。
第三，大观园题咏，总算得上是宝玉平生得意之事吧？但今后未闻再吟一句，再题一事，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从庄周到皇妃，全不在曹雪芹眼中心里。
第四，续庄文是随手拈来，如果恰巧看的是鼓词，便会续几句鼓词儿的，并非立意一定要续什么《南华经》。如果那天碰巧是在看《山门》一折，一定会有超凡入圣的语录续了出来。
通过上面几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批注者是对曹雪芹深深了解的！因为只有他才能排除“市徒”的眼目，看到宝玉为女儿粉身碎骨，应酬不暇，才真正是宝玉平生的正经大事。除这个之外，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全不在宝玉眼中意中。这“天地阴阳”四字，其实也包括皇帝老子在内，因为只有皇帝这份“大”，才能衬出功名荣枯这份“小”呢！
从以上各条都可证明宝玉根本没有焚花散麝之想。
那么，现在让我们也从“欲”来说起。我很同意王国维把“玉”解释成为“生活之欲”的代表。但是，王国维所作的《红楼梦》的“欲”的解释，和曹雪芹所阐明的“欲”的原意，完全反了个个儿。在哲学上对“人欲”的看法，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欲”“理”合一论，这是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一种是“去欲存理”、“理在事上”，这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这里是不容混淆的。
终曹雪芹一生，正是这两种思潮展开决战的阶段。用文艺形式来体现这场思想斗争，是曹雪芹。也正是他供献给人类面前的艺术作品《红楼梦》，成为反映着这两种思想斗争的最壮美的记录。
在这个贯串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斗争中，曹雪芹是站在程朱对立面的伟大的文学家。与此同时，戴震是站在程朱对立面的伟大的哲学家。
至于戴震思想是否和曹雪芹有什么交流，或者二人是否有什么过往，这都不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内。我们想说的，是因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产发展水平，以及他们在生存空间所触动的矛盾，使他们取得某种“共感”、“共然”的地方。因此，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戴震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同时代中取得共同的认识。
我们先看戴震对于“人欲”是怎么说的。
戴震主张“理存乎欲中”。他对程朱的“去欲存理”的观点，给以迎头痛击。他指出官僚统治者，可以利用他们的主张，以理杀人。可以安心恣意地坐在“理”这个堂而皇之宝座上，任意宰割百姓。
为了战胜理学，戴震对《孟子字义疏证》作了新的解释，他一方面借用孟子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来掩护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把自己的思想，借对《孟子》疏证的形式，把孟子的某些观点，加上新的内容，放出新的光彩。这工作的本身，就早已远远超出字义“疏证”的范围了。
戴震认识到“欲”是自然现象，和“性”、“知”一样，它们都“感而接于物”。这三者都不是先验的。恰恰相反，是人们对于外界事物接触而发的。通过感觉，得到认识，它有感于物才产生的。戴震举出人之所同感、心之所同然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这个人欲平凡得很，并没有什么可恶可怕的地方。在这里，人欲绝不是什么原罪，更不是什么罪恶之源。与此同时，戴震说：“凡事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为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有欲才有为，有为，也就是实践。经过实践，认为是站得住的，我们就叫它作“理”。
这就是对程朱“理在事上”、“理具于心”的论点，作了无情的批判，是对于“去欲”论者的有力驳斥。
戴震坚持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通过人的感官作用，作为认识论的出发点。人们是通过了人的感官，接触到外界事物，才产生感觉的。物各有性，耳、目这些器官不能思维。世界万象的殊异性，就是万象的本身的性。心是主思维的器官。能思，是心的性，它并不是什么离开物质而存在的东西。心是就通过感官所提供的感性认识，综括为理性思维，而得到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从而掌握了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律和法则。
戴震认为事物这个过程，是都可认识、都可解释的。天地、人事，没有什么不可说出的奥理的。又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
这就说明事物的道理就在事物之中，事物的发展本身，就是它客观的法则。
他驳斥那些物外求理的人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持这种认为理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就是说“理”是上帝所昭示给下民的。搬弄这一套的，纯属是以个人的主观意见偷换真理，而随行他的“意见之偏”。结果必然是作到以“意见杀人”的地步。
至于如何认识真理，戴震说，必须“能辨察事情而准”。因此他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提出“遂欲”的论点来针对程朱“去欲”的论点。
戴震对于“人伦日用”的重视，是由于他了解到人类通过实践才积累起知识，上升为理性思维，而又用它来体察生活的。因此，他认为所谓“理”，所谓“义”，正是在于人情和物情上，必定是在人情物情上讲“理”讲“义”。他把“情”解为“素也，实也”。这是素质的表现。情不是以意为之，情是实的情。情是人物存在的基本，舍此而侈谈什么“理”，必然导致以“理”都是空的、虚的，只能存于心，得于无了。
戴震认为权衡“理”的标准，是“能于事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这样一来，理就在情事之中，不是天上垂挂着一个天理，来向人们作天罚的。要是我们把曹雪芹原稿中对宝玉和黛玉的判词“情不情”和“情情”来与戴震的“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对比来说明他俩已取得“共感”和“共然”，我想也许不会有人感到唐突吧？
这里所以要引用戴震的论点，就是想阐明曹雪芹思想不属于庄周，而是属于戴震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戴震是朱子的对立面，曹雪芹也是朱子的对立面，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一个问题，这就是王国维所解释的《红楼梦》的思想，都和曹雪芹的思想走向相反的方向，而用戴震的“欲”“理”合一的论点来解释《红楼梦》的思想，才能和曹雪芹的思想越来越接近。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攻击程朱的理学，是决不含混的，他丝毫都不掩饰这一点。而在当时，正是康熙雍正把程朱理学以国家政权来推行的时代。用朱子的学说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谁要是不以朱子语录为准则，也就是不说朱子的话，不按朱子规定的模式去思想，那就是犯罪。
清廷下令刊刻、发行钦定的《性理精义》、《性理大全》、《朱子全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列为天下书院必读书，把它尊为“学统”。把个朱子牌位抬上圣人的宝座，鼓乐吹打，送到孔庙，列为十哲之一。春秋丁祭，可以享受全牛的祀奉哩！在这个时候，曹雪芹写出《红楼梦》来，正是这两种思想意识领域中斗争的产物。
戴震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常常以理杀人，“天理”这个好听的字眼，成为他们的“忍而残杀之具”。“上以理夷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理”拿在皇帝老子以及他豢养的老爷们手里，正如汉代王褒《僮约》那样，凡是写在卖身契约上的都是在理的。那个川娃子本来想要求把劳动安排得合“理”一些，谁知一纸契约本身，就代表了无穷无尽剥削的合“理”化。在他懂得这个“理”之后，无怪他的“鼻涕长一尺”了。因为他在此刻才明白：在这张纸攥在老爷手里的刹那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