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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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这些人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上，还给土壤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历史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上。这点则是共同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话：“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此，怎样来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时代，我们便不该像老黑格尔那样天真，发现了希腊的“美好的个性形式”便满足了。至于对曹雪芹的历史时代的全面考察，当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却是我们大家必须做的。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同时，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随时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实际，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能够看到诸如“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刻画女性最多的书。曹雪芹甚至把贾宝玉也算在她们的行列之中。按照贾宝玉的排列方法，还把自己放在最前头。这是对的。即使用封建社会的价值来衡量，也是对的。因为贾宝玉是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封建社会把他贬到女性队伍里，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武梁祠汉代石刻上，女娲、伏羲手中拿着的：一个是规，一个是矩，都是工具，我说它是工具，并不是说它们不代表阴阳。人类最早的科学总是和神话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伏羲和女娲都掌握着工具，这是值得注意的。
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在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出现的。正如最初的优生学，是出现在蜜蜂的分工上一样。在对偶婚阶段，家庭内的分工，是男人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女人取得家庭用具的所有权，男人主宰森林，女人主宰家庭。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管理以及继承，一夫一妻制才得以出现。这是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公有制的胜利的结果。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进步，但伴随着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需求，它又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使两性的关系，成了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处在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被奴役着。
随着继承制度的转移，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继承权，在我国，在大禹时代就确立了。由禹传给了启，一直继续了几千年。神话中嫦娥吞食了不死之药，但她在地上不能长生，只有在碧空中才能长生。这正象征着母系制在地上的彻底的消亡。
婚姻的形式，到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形态，包含了一切未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对这个细胞形态，剖析入理，就会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曹雪芹在这方面恰恰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和被压抑之上。贾宝玉“自甘暴弃”，侧身于女性群中，正是由于情愿站在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一边，成为一名在“天榜”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有选择的。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曹雪芹为大观园中的女性控诉，也就是为被压迫阶级控诉的反映。从这开始，展开惊心动魄的历史长河的缩写，便在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里面容纳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我们还要谈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问题。从朱舜水所揭露的统治者巧取豪夺中可以看到，从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看到，从乾隆的毁书、禁书、大兴文字狱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再从旗籍奴隶大量逃亡，从机匠“叫歇”，从农民“闹街”，从兵丁“炸营”这些史实中，都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好好地考察这些，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去找寻决定它们的动力。但是从哲学的意识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事，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
最后，关于曹雪芹的历史趋向问题，也要和你谈谈。以前我看过一位德语作家的小说《乡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对它的结尾一直不满足，因为他对主人公没有指出应有的出路。我并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这样做，但我对这篇作品，总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曹雪芹》的去向问题，也经常在我脑子里萦回。感谢《废艺斋残稿》的发现，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比凭空虚构的还更富于想象力，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此搁笔。让我借用××最近给我的诗句：“一天翠雨滴蕉叶，半亩芹根透紫芽。”权且把这信当作写在蕉叶上寄给你吧！现在，雨声还在淅沥，窗外茑萝正挂着累累的花蕾呢。我等待你的来信。
1978年9月1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不是前言的前言
写《曹雪芹》这部长篇，工程浩大，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做得到、承担得了的，何况我又病得很久呢！生病也有另外一种好处，这使我可以摒挡一切，专心致志地来写作。同时，有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支持和鼓励，只要我敢于做个马前卒，敢于失败，是不妨一试的。
由于时代的悲剧规定了《曹雪芹》的悲剧，因此，离开那个时代来写《曹雪芹》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既没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清代正史，又没有一部整理过的野史，各个方面都要靠我们共同寻丝觅缝地来探索。对于我来说，这就有一步一个旋涡的危险。但这也是没法避免的事，就如：既然生了腿，总是得走路的。不正是因为走路，才使我们有了两条腿的吗？
历史的足迹和先行者，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贝多芬用眼睛来调音响，为我们作出了音响的画卷。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文化时代的猎手们，用线条为我们谱写了无言的诗歌。古猿是因为食物缺乏才从树上走下来，它们也开始知道使用树枝和石块，来觅取能够补充到的营养……
现在，新的火炬已经点燃了。
先行者的勇气，同行者的暖流，都会不断地增添我新的力量。
因为我是写长篇历史人物小说，不是在写曹雪芹的传记。请允许我对研究曹雪芹和历史文物资料的发现和探讨的朋友们，致以深切的敬意和感谢！因为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给我提供了方便，我要非常珍视和运用这些心血凝结成的财富……
但是，我只是要写出曹雪芹这个人来。塑造人物是要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我是根据这种要求来看待一些素材的。
以此为例，譬如：对曹雪芹的生年，我就采取了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公历1715年的说法。我认为就写《曹雪芹》这部小说来说，这样写有许多好处。它可以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一、曹颙死后，曹奉旨过继给曹寅寡妻李氏，继织造任。曹寡妻马氏生的遗腹子，就是曹雪芹。这种遭遇对曹雪芹的性格方面，也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他必须抛开自己的生母，而要向曹的妻子叫妈妈。这种按着宗法社会的合理安排，对曹雪芹来说都刚好是不合理的。二、曹正于此时袭织造任。这个“织造”是代替明朝十三衙门而设的职位，他既管南方织贡，又兼江南采风，同时，还要探测出江南文化生活和生产面貌来。曹寅的公开身份是监察御史，实际上是皇帝的亲信耳目，也是对南方逸民做统战工作的钦差密使。曹寅死后，康熙对曹颙是寄托很大希望的，可惜他竟早死。曹十几岁当差，曹寅、曹颙所担当的东西，他已有些担当不了啦！因此，他自然会想到，重振家声，再靠荫袭是长久不了的，所以他鼓励曹雪芹要重视科举。这和曹雪芹自幼喜好杂学，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三、1715年上距曹寅之死仅仅三年。曹雪芹受曹寅影响最深，这对创造曹雪芹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颇有好处。曹雪芹自然是早熟的，这样处理，对他了解曹寅，有许多空间时间上的便利。四、蒲松龄恰巧在这一年逝世，而雍正元年又是大思想家戴震的生年。恰恰这两个人，对曹雪芹又都是大有影响的。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便促使我写曹雪芹生于1715年。而小说则以1722年开始，一路过来，康熙逝世，雍正登基，线索交错迷离，事物千头万绪，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诸般矛盾，纷逼而来，如箭在弦，一引即发。
又譬如：根据曹雪芹的身世，我把他的名字的改变作了民俗学的解释。
我使曹雪芹一生下来，就按当时的风俗，认老和尚做“乾老”，由老和尚给他起乳名为“占姐”，认为这样可以“好养活”。我们知道，康熙时代，天花流行，夺去很多人的生命。曹家就这么一个男孩子，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待到稍长，因为国恩家庆，福禄同霑，由“蒙师”命名为霑，也是很自然的。曹雪芹成年，自己起了好多别号，因为他对自己的命名表示出不满，而朋友们也叫惯他自己起的名儿，因此就“以字行”，成为“曹雪芹”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名字演变的原因和内容来。另一方面，可以表现出曹雪芹的性格和他对我们这个惯会玩弄文字的古国的态度来。
再譬如：曹雪芹有两个姑姑，大姑姑嫁给平郡王纳尔苏，生了福彭。福彭对曹雪芹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他比曹雪芹大几岁，我使曹雪芹小时做他的伴读。曹雪芹还有一位姑姑，也嫁一位显赫人物。但是由于对曹雪芹的影响找不出具体的细节来，我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