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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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是对自然对人所采取的一种宗教地性爱的，与夫理论地钟情的态度，这态度并不使那些寺院中基督的新妇或世俗的女信徒——她们耽于祈祷中得到的性爱的喜悦——排斥浪漫的贞洁或理论的淫逸。她们都努力想做真正的从良娼妓……精神上的姐妹。她们这样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们对于犯规（她们自己决没有勇气去做）的同情。她们随时准备着担承别人的罪过，纵使别人并不要求她们这样做。她们中间最热心的并不进入到实际生活中去，便经历了激情的各个阶段。她们在别人的书本里面，或者在她们自己的原稿中间，仿佛代替别人经历了一切的罪过。

在所有热情的德国仕女中间有一个差不多普遍的现象，这便是她们极端崇拜天才，极端崇拜一切伟人；这种宗教是从威玛时代起的，是从维兰德、席勒、歌德的日子起的。然而因为天才不多见，海涅住在巴黎，洪波尔特又太老、太实际，她们便怀着一种饥饿的失望去追逐那些优秀的音乐家和画家。弗南兹·李斯特的容貌像闪电一般掠过所有德国女人的心胸，在她们的心上留下了高额长发的印象。

因全德国共同崇拜的伟人究竟少见，她们只得去找本地的天才，任何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有所表显，便受着她们的崇拜；所有的女人都爱上了他，所有的少女都为他疯狂。她们都给他绣背带和拖鞋，她们秘密地匿名地送他各种纪念品。四十年代中在德国发生了一种巨大的精神的激动。

这种精神的激动是她们政治要求的感情的表现。“她们这样做是由于好奇心以及她们对于犯规的同情。她们随时准备着担承别人的罪过，纵使别人并不要求她们这样做。”

她们这种做法也许是幼稚的，但是常常要加强后来殉教者的鼓励。在中华民国创造时代的殉教者秋瑾女士，她的出发点，和这些德国小姐们是相同的，她没有做了些什么，她是让人家拍手拍死的。但是即使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秋瑾（夏瑜）光辉的人格之上，也是被用悲悯的心情放上了一个胜利的花环。秋瑾在中国一直做着女性的抗争的象征。这种象征，像农民的女儿贞德一样屹立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发着灿烂的金光。所以在估计秋瑾的时候，不能直觉地来看的，应该看见她英勇的情绪之下强烈的政治号召。

中国的批评家对于政治的嗅觉是迟钝的，他们不能把过去的作家的政治思想发掘出来，他们听惯了御用文人的政治宣传，他们便随便地拿过来衍用，比如清谈误国，典论论文，李白仙才，长吉鬼才，《金瓶梅》是淫书，书边还曾抹过药的，《石头记》是禅书，看了可以大彻大悟。……他们上尽了御用文人的当，御用文人把这里面的政治意义、政治感情完全模糊了，还给它一副绝对艺术的面貌，使它脱离了一切劳动的、经济的、社会的关系，文章就是文章，好玩好玩罢了。他们也这样地接受。

到了民国创造时代，蔡元培先生首先注意到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价值的估定。他说这是一部民族主义的作品，是宣传反清复明的作品，贾宝玉爱红，便是厚爱朱明的一个大证据。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的不能实现，是贾宝玉民族运动的悲剧的影射。

到了五四时代，胡适提倡重新估价，他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红楼梦》就是描写树倒猢狲散的贾家的散场。但是胡适运用着“自然主义”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并没有懂得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是什么，他说的自然主义和左拉的自然主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字面上的吻合。《红楼梦》的自然主义的成分还得在估计了法国的自然主义之后才能估计得正确。

在对付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时，我们还得像研究马格利特、曼侬·来斯戈、利沙、索尼雅、夏绿蒂——那样的人物一样，得作深一步的探讨。

《红楼梦》的作者，在我很小时候，就和他接触了。我常常偷看我父亲皮箱里藏的《红楼梦》。我知道他和我同姓，我感到特别的亲切。等到我看了汪原放评点的本子，我就更喜爱他了。我作了许多小诗，都是说到他。这种感情与年日增，渐渐地，我觉到非看《红楼梦》不行了。也许我对《红楼梦》的掌故并没有别人那么深，但我的深不在这里，而在“一往情深”之深。可有人曾听见过和书发生过爱情的吗？我就是这样的。

我爱《红楼梦》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我曾作过一首诗，记到这个：

能哭黛玉哭到死，

荒唐谁解作者痴！

书未半卷身先殉，

流尽眼泪不成诗。

我喜欢他，因为他真情。曹雪芹是从爱美出发的，而后来便达到了爱真的地步。真正的美，必须是真的。为了爱美，也就爱真，而终于殉了真理。庸俗的议论家不能评定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美”，以为贾宝玉之所以非林黛玉不可，是因为他俩从小耳鬓厮磨，有一片私情之故。但贾宝玉不这样看，贾宝玉能够看出薛宝钗的体态眉目之间比林黛玉也许更美些。但是最使他和林黛玉接近的，是林黛玉的“反市侩主义”，贾宝玉是和林黛玉在“反市侩主义”之下秘密地联合着的。这里不只是“美”的成分，而是关联在“真”的成分。他们三者中间的斗争，不是爱情的斗争，而是理论的斗争。从来都是薛宝钗想利用他们姐弟之间的爱情，来加以讽劝。每次薛宝钗都不向贾宝玉直接地显示以最大的爱情，而保留着，而以贾宝玉的政治认识为交换条件。薛宝钗每次都暗示着你要能“好好读书，听父亲话，将来好好作官，我就更爱你”！贾宝玉的感觉是很敏锐的，这种火药气味，他是闻得出的，所以他每次一看见宝姐姐，虽然被她晃得心神不属，但是对于她的实利主义，总有几分害怕。这个政治观点的不相容，使他终于认识到宝姐姐绝不是他的一伙，而是敌人的间谍。为什么整个的贵族社会都主张牺牲了林黛玉的生命而使薛宝钗和他结婚，这是封建贵族社会的政治进攻。曹雪芹的真情主义在封建贵族社会里，是一种可怕的异教。贾家从大到小，从长到幼，都把爱情看作是一种肉体的游戏，这一种游戏在无害于封建社会的完整的时候，是被承认的，上至贾母，下至贾政，都可放任。要是把爱情和封建社会秩序对立起来，甚至要唾弃尊荣、敝屣富贵，这个时候，他的爱情就要受到社会的制裁。贾宝玉生性顽劣、不喜上进（就是升官发财的上进啰），那正是违反了这个贵族世家的基本要求，这个本质的冲突，引起他们的怕惧，他们对他是暗中捏一把汗的，这种恐惧因为贾家的家世越败坏就越加大，他们希望着贾宝玉的挽救的心情也就越加大。林黛玉是站在他这面的，不鼓励他登科及第，薛宝钗是站在封建贵族社会那面的，永不放弃策动他向封建贵族社会投降。这一点当然得到整个的封建贵族政治的拥护，所以薛宝钗胜利了，薛宝钗的胜利是伊所担负着的政治使命的胜利。大家都相信，上至贾母下至焦大，大家都以为把他交给薛宝钗的手里，这位小爷受了软玉温香、蜜意柔情的教导，渐渐地自然会把个冷冷落落的林妹妹忘了，慢慢地自然会在薛宝钗的领导之下，共奔前程了，然后花团锦簇，峥嵘日上，把恢复大观园的传统的任务，很自然地担负起来了。

基于这种政治分析，他们毫无考虑地把一个不负他们的政治使命的林妹妹处死，而把一个负有他们的政治使命的宝姐姐做了贾宝玉的新妇。在这一个总动员的大规模的袭击之下，林黛玉自然要失败了。

一般的看法，都以为贾宝玉之所以非林黛玉不可，是因为他俩从小在一起，已经彼此暗中有意了。是因为他俩的关系经过了贾母老大同意的，是受过钦定了的，所以不可分开。又有人以为这两人都是天生一片骄痴，一片下流胚子，所以自然应该联合。……其实在他们两个中间，有着一个不可分离的因素，都还在于他们两个的政治联合。这一点曹雪芹也不止一次地在书中指出。贾宝玉每次看见薛宝钗的带着使命的面孔，他就恐惧，使他不敢向她来亲近，不敢向她的政治理想来亲近。薛宝钗向贾宝玉的爱情进攻，聪明如贾宝玉者，岂有不知的道理，只是他每一想到她的附加的条件，那种受了整个封建贵族的政治委托的政治进攻，贾宝玉就只有和宝姐姐相远了。薛宝钗是拿爱情做政治的交换，这一点贾宝玉感觉得分明，有一次薛宝钗又拿大道理向他讽劝，贾宝玉就说：“林妹妹从来不说像你这样的混账话！”薛宝钗急着道：“呀呀！我们这混账话！”（原书未在手边，大意）宝姐姐说的未免都是圣贤话，而贾宝玉斥为混账话，足见他俩的政治观点距离之大。政治不能联合的男女绝做不到爱情的联合，这一点薛宝钗也完全明白，所以她在和贾宝玉讲爱情的时候，她是把政治观点当作先决条件来解决的。

其实在大观园里面，待贾宝玉最好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花袭人、王凤姐、薛宝钗。袭人服侍他可以说无微不至；而王凤姐在贾府中权势最大，可以处处给他以便利；薛宝钗有美貌，对他注入以最大的暗示。但是《红楼梦》在“堪羡优伶有福，可叹公子无缘”、“王凤姐巧设相思局”、“宝钗扑蝶”那些地方，把她们的冷酷、没有信义，一点都没加掩饰地揭露出来。因为贾宝玉终于认清了她们这一伙之所以对他好，都是附加着政治的说教的，对他好是一种手段，达到政治进攻是最终目的，贾宝玉看到了这个，转过来想不顾一切地和林黛玉来联合的时候，可惜已经迟了。贾宝玉就用死来完成它。贾宝玉没有对于薛宝钗的爱情加以承认，是贾宝玉拒绝对她的政治进攻加以承认。贾宝玉反抗的不是薛宝钗的爱情，而是反抗她的政治使命。贾宝玉从来没有考虑对于这种政治使命的妥协，所以他对于薛宝钗的哀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