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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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普雷斯顿·里奇，他是美国黑人战俘，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人。

里奇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从小酷爱文学，通过自修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　他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运动场上的健儿，性格活泼，为人随和，平时有点不修边幅，帽子翘在后脑勺，娃娃似的胖胖脸膛上蓄着一抹小胡子，很逗人喜欢。他在刊物的采编工作中虚心勤勉，由不懂到懂，边学边干，干出了显著成绩。后来战俘营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他不无自豪地撰文叙述了这一过程：　“我的伙伴们看书报杂志是不少的，但是为了使我们在这里过得更好些，我们需要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战俘营当局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像过去一样，对战俘们请求的事他们都作出及时的决定。志愿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为我们提供了设备和材料。我们的刊物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受到广泛的好评。……全体人员生活在极好的国际友谊之中，尽可能互相帮助。起先我想我干不好这个工作，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缺乏经验。但是干了一段以后，由于志愿军的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了。他们指导我搜集新闻，并告诉我，任何一则新闻被引用或改编，必须注明出处。所以我们的新闻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编的新闻，来之于由志愿军提供给我们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

　第70节

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他有娴熟的英文打字技术。

每当文稿编完，画出版样以后，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　付印前需要变动版面，也不厌其烦。除了打字，他还兼了校对工作。他瘦瘦的个子，黑黑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干起活来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他才17岁，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聪明，懂一点英语　　和汉语，一架手摇油印机让他保养得很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极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发通联工作。指导这四名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是两名年轻的女翻译。一个叫朱永淑，25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讲师结婚不久，便报名参加志愿军，来到了战俘营。另一个卢江，才19岁，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后报名参军，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深造期间参加志愿军；　来到志愿军俘管处，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两人同住一个炕屋，亲热得像一对姐妹。朱永淑身材娇小，性格温柔，说话轻声慢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扑在工作上，特别珍惜时间。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觉前都要一个人默默地做祷告，自律很严，小心谨慎，声言自己不愿介入政治，却不明白她的一切行为，早已介入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政治使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她本人对这一崇高的献身行为，只是解释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祖国效力。卢江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的高中，虽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顾她，在业务上互相学习。也许因为朱永淑信教，编辑部的几名战俘反而更亲近她，也更亲近志愿军。战俘们在成为战俘之前，都听他们的上司讲过，共产党容不得有神论者，谁信教谁就要遭到杀害。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队伍里出现基督教徒，使他们更觉得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可怕了。

朱永淑和卢江在四名战俘面前，没有扮演过“特派员”的角色，她俩是编辑工作的参与者和协调人。尽管在名义上担负着审稿责任，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拘留国方面的应有权利，在战俘尚未解除战俘身分成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获得人道待遇，其言论和行动仍须受到拘留国方面的监督与约束。尽管如此，她俩从来不曾轻率地否定过一篇稿件，扣压过一期刊物。为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她俩还到处搜集报道素材和背景资料，供给里奇和柯克斯选编或参考；　编辑部成员们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能直接解决的就马上给予解决，无权解决的就迅速向有关方面转达。

在她俩的提议下，教育科和俘管处总部领导人还特意为编辑部调整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新建的办公室用干打垒砌墙，装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摆了写字桌，窗明几净，文稿累累，夜晚电灯灿灿，如果不是经常拉警报，钻防空洞，谁处在这样的房间里，都不会怀疑这是一家颇为正规的刊物编辑部。除了四名担负业务工作的战俘外，还有一名南朝鲜战俘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也姓金，因为40多岁了，大家都称他老金。老金不识字，能听懂一些汉语，从小吃苦，待人和善，干活勤快，打水、扫地、擦桌子、把编辑部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天气一转冷，他就独个儿备足劈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柴，把热炕都烧得暖烘烘的，好让大伙儿工作的时候不冻手脚。他，成了“小联合国”中不可缺少的后勤总管。

　第71节

五名战俘与两名志愿军女战士相处一起，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合作群体。开头，战俘们曾为称呼伤脑筋。面对志愿军女战士，不能称“长官”，不能称“太太”、“小姐”；　也不便称“教员”或“同学”，尤其不许称“同志”。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人，怎么可以称“同志”呢？　·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后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却都无所畏惧地称呼起“同志”来了。两位女战士在与这五名战俘长时间共事中，从没有发现他们对共产党人和志愿军有过任何敌对表现，相反地都充满了友好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　　了这一在五十年代最为珍贵的称呼———同志。

任何人，能为崇高的目标而活着，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忙碌，日子就会过得充实并富有乐趣。“小联合国”的几名战俘同事们，越干越有一种忘我的境界。随着战俘读者们欢迎这一刊物的呼声日益增高，各种稿件一天比一天增多，刊物的篇幅一期比一期扩大，他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开夜车并没有夜餐供应，他们就在当天午餐或晚餐的时候，多留几个馒头或留下一点饭菜，夜间工作肚子饿了，就在火炉上烤着吃。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们常常会打个呵欠，露出会心的微笑，感到一种满足。性格爽快的里奇总免不了会说几句俏皮话逗大家乐一乐。“呵！　要是再有一杯咖啡或者威士忌，那就地道了！　”有一次他还感叹说：　“将来回美国，我要是有这么一份工作该多好啊！　”创造性的劳动，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每当新的一期《走向真理与和平》印出来，卢江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捧起一摞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崭新刊物，分别去送给这一刊物的热心支持者。王央公主任懂外语，每次拿到新刊物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一面发表自己的看法，或称赞叫好，或提出改进建议，还常常把外界对这一刊物的评价和转载稿件的情况告诉卢江，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席一和郭铁两位副主任一拿到新刊物，也总是乐呵呵地嚷嚷：　“好啊！　又一期。小卢你别忙着走，坐下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文章内容……”每一回他俩都要当场翻阅一遍，先看看插图，然后要求小卢扼要地翻译一下重点文章的大意，无不表露出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对编辑部的工作表示满意和嘉许。

各战俘营，读者们对刊物的反映越来越强烈。有的战俘把刊物上的好文章抄下来或裁下来，寄给远方的亲人，有的战俘把自己的往来信函摘抄给编辑部，要求发表出来共同欣赏；　不少战俘经常向刊物倾诉自己的心事，或求解各种问题，把刊物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个战俘的作品发表了，收到代替稿酬的奖品———五包香烟，一把剃须刀，他欣喜若狂，抱着刊物和奖品，就在冰地上跳起舞来，滑倒了爬起再跳，边跳边欢叫，兴奋之情不亚于中了马票头彩。中队的伙伴们也为他祝贺，提琴手，吉他手，口琴手，一齐上场，吹拉弹唱闹成一片，快活得像过节一样……

“小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们谁也不曾预料到，一本简朴的油印期刊，居然会对许多战俘的灵魂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自豪和欣慰地感觉到，每编辑出版一期新的《走向真理与和平》，便带动许多战俘伙伴们向着真理与和平多迈出了一步。

1953年？　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生效。《走向真理与和平》杂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终刊了，“小联合国”就此解散。

参加编辑部工作的五名战俘都将回到原来的战俘中队去，等候遣返。临分手之前，编辑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告别茶话会。茶话会上，两名志愿军女战士和五名战俘互相赠送了纪念品和美好祝愿。一向沉默寡言的柯克斯，这一回却含着泪水讲了一席热情洋溢的话。

“再见！　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痛苦而幸运的日子。”柯克斯用深沉的语调缓缓地说，“痛苦，是因为我曾是一名屈辱的战俘；　而幸运，是因为我在屈辱中找到了真正的朋友。我相信，往日的对立和误会将不再重现。再见了！　无论在哪里再见，我们决不会在战场上再见。”罗纳尔德·柯克斯，这位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的副主席，原来有着诗人的秉赋。

　　　第72节

他的充满诗意的语言，是他用真切的人生经验酿成的醇醪，是肺腑之言，字字珠玑，它的价值不容怀疑。再见了！　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们！

八月间，柯克斯·里奇、巴赫三人同时遣返回国，老金也回朝鲜南方去了。唯有小金，因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