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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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治疗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很好，很快就会痊愈如旧。在我被俘前，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因为我被告知他们是很残酷的，被他们俘虏后将受到虐待。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英俘彼得·威廉姆斯写道：

我和其他六个受伤的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战俘伤员受到与志愿军伤员相同的关照。非常感谢我所受到的治疗。我现在已经能够踢全场九十分钟的足球了。美俘威廉·K　·迪伦写道：　较重的病员有特殊的伙食，医生护士对他们有特殊的关照。这里的医生护士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们日夜值班，任何时候他们都乐于帮助病人。我有气喘病，睡不好吃不好，十分糟糕。自手术以来我的体重又回升了，睡得香，胃口好。护士们十分繁忙，处理完病人的事情后，他们就打扫房间，给我们的衣服和被褥消毒。他们还为不能自理生活的伤病战俘洗脸洗手和喂药。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看病治疗。

美俘凯尼恩·瓦格纳写道：

我经过几位中国医生的彻底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病。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比我的自己人还周到，恰成鲜明的对照。入院以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头脑。入院后我的体重渐渐增加，从九十五磅长到一百三十磅。现在我不仅比以前有更好的体力，而且精神愉快。美俘罗纳德·洛夫乔伊写道：

每天早晨的某个时候，负责我们几个病人的医生总是来看我们并问寒问暖。他对我们一贯很好，没有一天不是面带笑容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一一询问我们感觉如何，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这位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都叫他杨医生。我要感谢他和护士们，因为我今天还活着。

也说说医院的护士们。她们总是乐于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对我们很亲切，只要我们需要，她们就伸出帮助之手。每天夜里有两名护士照看我们，如发生什么严重情况，她们就去叫医生，医生也总是从床上起身并立即来问我们需要什么。

另一个人每天总要来看我们四、五次，我忘了他的名字，但我们都把他看成是父亲。他是个快活的人，每天走过我们这里都给我们带点小甜饼吃，每天至少二、三次。我们最盼望他来的重要时刻是夜里十一点半。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没睡着，等着“爸爸”给我们送小甜饼。我们每个人都忘不了他，因为他像父亲那样对待我们。

我康复后碰到他，他说我胖了许多，我告诉他我重了三十磅。因为我受到很好的治疗，伙食也不错，所以我现在很健康，体重已创历史记录。

由美俘曼纽尔·西尔瓦与其他八名战俘联合签名的一封感谢信写道：　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我们是碧潼医院原来的病号，愿写此信给你们，以对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我们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作出的艰苦工作，尽管困难重重，为了给我们治病，为了我们能康复，你们都一一克服了。

　第31节

我们个个都十分健康，而且还相当壮实。我们的体重都达到了过去的水平，甚至比过去还重。我们回到中队后仍然获得良好的待遇，我们想在当俘虏期间恐怕再也不会生病了。我们中队的医疗条件和膳食也很好，每天都有门诊。我们刚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时，我们不知道宽大政策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医院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宽大政策意味着什么。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好朋友。我们在医院受到的待遇，好像我们是你们的亲友。

我们从心眼里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第32节

在美方战俘营中，朝中被俘人员们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军俘管当局，那是另一种“永不忘记”，那是一种由法西斯行为所激起的刻骨铭心的仇恨。　　日内瓦公约第13条规定：　“战俘在任何时候必须受人道之待遇。……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伤残，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美国热带医学及卫生月报》1951年第一期，刊登了巨济岛远东军第46野战医院“联合痢疾防疫队”三名队员写的一份报告，为《在军队内部　　蔓延的痢疾病》，三名作者是：　美国陆军传染病防疫局局长、传染病协会委员艾伯特B　·哈迪，美军驻东京第406　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理查德·P　·梅森上校，美国海军第一舰队传染病防疫队队员杰拉尔德·马丁少尉。这三名专业医学人士，在对美军管理下的巨济岛战俘营中蔓延的传染病进行调查分析后，沾沾自喜地得出一个结论：　“在朝鲜发生的传染病有可能使传染病形态学的研究获得宝贵的科学资料”，并将这句话用黑体字标出，以显示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不意间泄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这个“联合痢疾防疫队”在巨济岛战俘营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痢疾患者，防止疾病在战俘中的进一步传染，而是“对确诊为细菌性痢疾和被疑为患这种病的1600名患者采取18种治疗和药疗措施”，以病俘为对象进行不同治疗方法的试验。据后来相继发表于《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和《美国陆军医学月报》上的论文透露，有的试验性“治疗方法”名曰“维持疗法”，实际是不予治疗，目的在于观察检验不同患者在极毒型细菌侵袭下的不同生命力，看看什么样的人能多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少活几天，什么样的人又能免于一死自然痊愈。其结果，患有细菌性痢疾的朝中战俘中，有百分之九的人相继死去。同一时期，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的第4　集中营内，也蔓延着凶恶的传染病。据后来遣返北归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金石维揭露：　美军出于罪恶的试验目的，对患有同类细菌性痢疾的战俘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患者每天服用8　粒四环素药片，有的服用16至25粒，甚至32粒到48粒，使患者产生药物中毒，呕吐不止，医生们依然强制他们继续服药，并给他们注射5000至6000毫升的林格氏液，以测验由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在不同情况下吸收磺胺类药物的能力。在这种试验下，许多病人都中毒而夭亡了。金石维医生小心地把第4　集中营的死亡人数记录了下来，他记录的数字与其他归俘提供的数字基本相符，即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　月，仅在第4　集中营里死于细菌性痢疾的战俘就达4000多人。

在外科领域，美军以朝中战俘为对象进行医学试验，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怵目惊心，令人发指。

美军医疗部门为了年轻军医实习需要，或为了某一项医疗技术的实验需要，可以将朝中被俘人员的四肢或肋骨像切甘蔗一样，一节一节地切下。有人因为冻伤一个脚趾，就被切去整条小腿；　有人一条腿被相继施行六次截肢手术，直到这条腿截光为止。

负责军队医疗工作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尔本·A　·凯斯伯格医学博士，在《美国陆军医学月刊》1953年第10期亡发表一篇文章，坦率承认了军医事业在朝鲜战争中得到的特殊发展：　“在朝鲜战争中，血管外科部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专门性的血管外科医疗队成为军事外科医疗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血管外科就是缝合血管的破裂处，以形成不漏血的接合部位的美妙的特技分科。外科医生们可以运用这种技术来保存本来因为血管破裂必须截断的四肢的下部。血管外科不仅需要优秀的医学组织和敏捷的动作，而且需要实际性的试验，尤其是拿人做这种试验才能完成的技术。”

凯斯伯格博士也是在得意之余信口道破了天机：　美军血管外科的发展有赖于朝鲜战争，有赖于“拿人做试验”。而众所周知，这种活人试验品便是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

　第33节

曾被关押在釜山第14野战医院附属第1　战俘营中的朝中战俘们，遣返归来后愤怒控诉：　“他们在关押期间，每隔二、三个月，就会新来一批年轻的美国陆海空外科实习医生，与前一批进行轮换。许多战俘的大腿，就是被这伙实习医生截断的。一次一次的截断，一次一次的练习，不少战俘都被截过五、六次之多，有的战俘患了与外科治疗毫无关系的气管炎和胸膜炎，也要被截断肋骨。一名叫金春山的人民军战俘，曾被截断5　根肋骨，每次手术都由不同的实习医生操作。这些医生们闯进医院，都按自己的需要随意挑选病人，谁要抗拒，就打上一　　针，使其处在瘫软状态时再拖进手术室……

在这种野蛮的手术中，有大批轻伤战俘变成了重伤战俘。而这些人为制造的大批重伤者中间，又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惨无人道！

一方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方是拿活人做医学试验，死伤在所不顾，在所不惜。残酷的事实，无情的对比！　愿伟大的美国民族永远不要忘记朝鲜战争，永远不要忘记朝鲜战争这段可悲历史中的可鄙行为！

　第34节

正当西方战俘们处在多难时节，有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华侨从遥远的北美洲来到朝鲜昌城战俘营。

这位华侨叫陈志昆，是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亲戚，祖籍广东，长大于美国，居住在檀香山。烽烟滚滚的朝鲜，决非旅游者向往之处，他冒着艰险越过鸭绿江，来到碧潼、昌城等地，是专程为了看望他的美国朋友的。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孙中山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陈志昆作为炎黄子孙和中山先生的晚辈，也兴奋不已，曾连续多次回到故国故土来考察和探亲。1951年春天，他又一次到了北京，亲友们的话题集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上，大家都感慨万千，为当年中华民族战败于八国联军而感到耻辱，为五十年后的今天战胜十六国联军而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有一回亲友聚谈中，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并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