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19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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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如果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和德裕意见一致,以后保证不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诏令,大略说:“昭义和你们两镇的情况不同,你们不必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而和刘稹相互勾结,互相依存。只要在讨伐刘稹时卓立战功,朝廷自然承认你们两镇的现状,允许传位于子孙。”丁丑(十九日),武宗上朝时,称赞李德裕起草的诏令切中要害,说:“就应当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接着,又命德裕起草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诏令,说:“回鹘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北方边境不免遭受侵扰。现在,朝廷委任你专门防备。”王元逵、何弘敬二人接到朝廷诏令后,都恐惧惊慌,表示听从。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直数千缗,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干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梁叔文。
朝廷派宦官解朝政出使昭义,抵达昭义的治所上党后,刘稹会见解朝政,说:“相公刘从谏病重,无法出来接诏。”解朝政想乘其不备,突然冲进去,看看刘从谏到底病情如何,忽然发现昭义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踩着门帘站在门口。解朝政恐怕有什么变故,急忙走出。随后,刘稹赠送解朝政钱几千缗,又派牙将梁叔文向朝廷拜谢。供奉官薛士干抵达昭义境内后,从不询问刘从谏的病情如何,好象他已经知道刘从谏死去的样子。昭义都押牙郭谊得知后,出动大批人马,前往龙泉驿迎接薛士干,请他向朝廷上奏,按照河朔藩镇的惯例,任命刘稹为昭义的留后。郭谊又去见昭义的监军崔士康,向他表明同样的意图。崔士康性情怯懦,不敢违抗。于是,昭义节度使府的部将和官吏扶刘稹出来,与将士见面,公开为刘从谏治丧。薛士干最后竟然未能进入昭义节度使的衙门,刘稹也不接受朝廷命他赴京城另有任命的敕令。郭谊是兖州人。解朝政回到京城后,向武宗报告出使昭义的经过。武宗大怒,下令用刑仗责打,然后,发配守护恭陵;同时下令拘捕昭义的使者姜、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兴之子也。
辛巳(二十三日),唐武宗下令停止上朝,为刘从谏去世哀悼,追封刘从谏为太子太傅,同时下诏,命刘稹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武宗又召见刘从素,命他写信给儿子刘稹,劝他执行朝廷的诏令。刘稹拒不服从。丁亥(二十九日),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栖曜的儿子;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说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黄州刺史杜牧向宰相李德裕上书,说:“我曾经询问淮西的大将董重质,为什么淮西只有三个州的兵力,当年官军四面围攻四年却不能攻克。董重质认为,主要是因为朝廷征发各个藩镇的兵力太杂,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兵力人数较少,不能独挡一面,因而,必须依附于当地的藩镇军队。这样,官军各支兵马势单力弱,众心不齐,就经常招致失败。所以,在最初交战的两年中,淮西出战必胜,主要是杀伤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两年以后,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人数减少,淮西只与陈许、河阳两个藩镇的军队作战,即使李不能率唐州兵乘虚攻取淮西的治所蔡州,淮西的兵力也难于继续和官军抗衡。当时,如果朝廷命令鄂州、寿州、唐州不用出兵,仅仅防守州境;只用陈许、郑滑两个藩镇的全部兵力攻打淮西,同时,命宣州、润州的弓箭手防守淮西周围的交通要塞,不出一年,淮西就可平定。现在,昭义叛变的情况和淮西很不相同。当年淮西割据跋扈将近五十年,那里的将士和官吏都亲身体会到割据的实际好处,亲眼看到割据给自己带来的很多利益,所以,桀傲不驯的风俗日益强化,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业已形成,自认为天下的兵马无人敢与我为敌,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出兵攻讨确实困难。但是,昭义则不同,早在安史叛军大举南下时,昭义曾顽强坚守,不肯依附叛军;建中年以后,国家多难,昭义将士每每以忠义而激奋报效朝廷,所以,当时担任该镇节度使的李抱真,常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率领这支处于贫寒之地的军队,多次挫败河朔叛乱藩镇的骄兵悍将。他不仅击退并进而围攻魏博节度使田悦的叛军,而且还打败幽州节度使朱滔的狂妄叛乱。由此充分证明,昭义的将士历来是忠于朝廷的,那里的风俗习惯也一直没有变化。后来,昭义节度使刘悟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从谏请求继承父亲的职务,真正同心同德支持他的,也不过是当初刘悟从郓州带去的二千亲兵。当时正值宝历年间朝廷多事之秋,所以,只好任命他为节度使。至今才二十多年,昭义的风俗未变,过去的将士和官吏也还有不少人在世,虽然刘稹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乱,肯定他们不会轻易跟从。成德、魏博这两个河朔地区的藩镇,目前尽管已表示尽力效忠朝廷,但他们如果出兵攻打昭义,最多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然后乘机俘掠那里的人口而已。假如朝廷命令河阳出动一万兵力在天井关修筑营垒,堵塞昭义向南的通道,高壁深沟,坚守而不出战;同时,只要征调忠武、武宁两个藩镇的军队,加上青州的五千精兵,宣州和润州的二千弓箭手,大军长驱直捣上党,不出几个月,必定倾复刘稹的巢穴!”这时,李德裕正在制定讨伐昭义的军事方案,对杜牧的建议,多所采纳。
'14'上虽外尊宠仇士良,内实忌恶之。士良颇觉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14'唐武宗虽然在外表上尊重和宠遇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心中其实非常忌恨厌恶他。仇士良也逐渐感觉到了,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职担任散官。武宗因此下诏,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