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19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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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暴乱为首者已经诛除，应当施行惠政，如果仍以严刑为政，那就好比是以夏桀来代替夏桀，又有什么改善呢？”

　　先是，贼数遣人入关，截陵戟，焚仓场，流矢飞书，以震骇京师，沮挠官军。有司督察甚严，潼关吏至发人囊箧以索之，然终不能绝。及田弘正入郓，阅李师道簿书，有赏杀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赏潼关、薄津吏卒案，乃知者皆吏卒受赂于贼，容其奸也。

　　起初，在元和十年时，朝廷数万官军围攻淮西吴元济，叛贼多次派人潜入潼关，截断皇陵门戟，焚烧官仓粮储，甚至用箭把恐吓信射入京城，制造混乱，吓唬朝廷和百姓，以便阻挠官军的进攻。朝廷严令有关部门搜查，潼关官吏甚至把来往行人的背包和箱子都打开查看，但始终未能禁绝这类不测事件的发生。等到田弘正进入郓州后，翻阅李师道的文书，发现其中有赏赐杀宰相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人的记载，以及赏赐潼关、蒲津官吏、士卒的案卷，这才知道以往种种不测事件，都是由于官吏、士卒受敌贿赂，容纳叛贼作乱。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裴度把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以来，唐宪宗勤勉为政、日理万机的情形编纂成册，在陪伴宪宗饮宴时，乘机献上，奏请宪宗盖印，然后交付史官。宪宗说：“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史官产生错觉，以为是我指派你编纂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于是没有准许。

　　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三月，戊子（初十），唐宪宗命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十一日），命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和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命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吏、县令之权，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3＇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河朔藩镇所以能够长期抗拒朝廷诏令，割据六十余年，原因是他们在各州设置镇将主持军政，夺刺史和县令的权力，自作威福。如果能让刺史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就是出现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奸雄，也必然不可能以一州的兵力叛乱。现在，我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下令各州镇将把军权归还刺史，各州的州兵都由刺史统辖。”夏季，四月，丙寅（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所统辖的支郡兵马，一律归各州刺史统辖。自从至德元年以来，节度使权势日重，他们在各自管辖的州郡设置镇兵，派大将主持军务，专横跋扈，所以，乌重胤上奏论及此事。从此以后，河北藩镇中，只有横海最为顺从朝廷，都是由于乌重胤处置适宜的缘故。

　　＇4＇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4＇辛未（二十四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去世。

　　＇5＇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之党阴挤之。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5＇宰相裴度知无不言，皇甫的党羽在暗地里不断排挤他。丙子（二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裴度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皇甫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怨邪！”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皇甫专以聚敛取媚宪宗，朝臣都不敢言，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奏，指斥皇甫罪行。皇甫向宪宗上诉，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宪宗说：“你是由于武儒衡上奏，难道想要报复他吗？”皇甫这才不敢再说了。武儒衡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叔伯兄弟。

　　＇6＇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飞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6＇史馆修撰李翱上奏，认为：“平定祸乱依靠武力，开创太平大业则依靠文治和贤德。现在，皇上既然已经用武力平定天下，不如接着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创立的传统制度，任用忠心正直的人士而不随便怀疑，摒斥奸邪佞幸的小人而不再亲近他们；改革赋税制度，将以往收钱币改为交纳实物；禁绝地方官吏向朝廷奉献钱物，减免百姓的租税；加强边防，抵抗边境戎狄的侵犯；经常访求待制官员，倾听他们的意见，以使下情上达。以上六条，是朝廷大政的根本之道，也是达到太平盛世的主要途径。现在，皇上既已经把那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都完成了，为什么不接着实行这些容易做到的事呢？按照皇上的天资和圣明，如果不受身边小人的巧言诱惑，信用耿直忠正的臣僚，那么，天下太平大治，可不劳皇上躬亲辛劳而自然形成。但如果皇上不注意这些方面，我担心在以武功平定天下之后，贪图安逸的欲望容易滋生，臣下左右阿谀迎奉，这时，就有人向皇上进言，他们必定会这样说：‘天下已经太平了，皇上可以高枕无忧，自图安逸。’如果皇上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去贪图享乐的话，太平盛世也就遥远无期了！”

　　＇7＇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

　　＇7＇秋季，七月，丁丑朔（初一），田弘正把暗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十六人押送京城。唐宪宗下诏，命将王士元等人交付京兆府、御史台逐个详加审问，王士元等人都招供认罪。但当京兆尹崔元略问武元衡遇难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时，王士元等人就说法不一了，崔元略追问是何缘故？王士元等人答称：“成德王承宗和淄青李师道同谋策划派遣刺客暗杀武元衡，我们受李师道的指派赶赴京城，不料来晚，误了约定的日期。听说成德人已经把武元德杀害，于是，我们就把功劳据为己有，为的是回去报功领赏。现在，我们自认为罪责和暗杀者相等，最终难免于一死，所以，也就招供认罪了。”唐宪宗也不愿再辨别王士元等人是否凶手，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

　　＇8＇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8＇戊寅（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首次来京朝拜，唐宪宗以隆重的礼节接待韩弘。韩弘向朝廷奉献战马三千匹，丝绢五千匹，杂色丝织品三万匹，金银器皿一千件。除此之外，宣武库房还有钱百余缗，丝绢百余万匹，战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

　　＇9＇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

　　＇9＇己导（十三日），朝廷百官唐宪宗上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然后，宪宗下诏大赦天下。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10＇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出身于掌管钱谷的官吏，性情急躁，气量狭小，缺乏远见卓识。这时，观察使府刚刚创建，人心尚未安定，王遂却专门以严刑酷法进行治理，他所用的刑杖比一般常用的大得多。每次责骂将士时，动不动就侮辱他们为“反虏”。他还在盛夏的季节里，命令干兵冒着炎热酷暑为自己建造观察使府的房舍，并且严加监督催促。将士无不愤怒怨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水，密谋作乱，曰：“今服役触罪亦死，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出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

　　辛卯（十五日），参加建造房舍的士兵王弁和同伙四人在沂水中洗澡，五人密谋作乱，王弁说：“现在，我们服役犯罪不免一死，拼死奋力而建功立业也不过一死，如果死于建功立业，岂不比服役犯罪而死更胜一筹！明天，听说王常侍和监军、副使要举行宴会，而部将都在休假，卫兵也大多休息，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出其不意袭杀他们，可以说是万全之策。”四人都认为王弁的主意不错，约定事成后共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