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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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厉害啊！”联想起这阵子一路采访中所见所闻的这些给新重庆带来巨大影响的具有地标性的建筑和公共文化场所，笔者不由从内心感到无比惊叹：一个公司用三年时间运作成功，并干了不少大事情，这难道不是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渝富公司成立后在消化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为重庆国企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我们知道，重庆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它的底子薄，基础差，尤其是工业经济效益十分落后，到2000年才实现全市扭亏为盈。但在国有企业三年扭亏为盈的时期，国家批准债转股和债务剥离的320亿不良资产尚未有效处置；加之1999年前的一大笔历史不良资产，因当时额度限制没有纳入资产公司处置而滞留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光重庆工商银行一家就有157个亿。2003年，市政府与工商银行谈判，提出用整体打包打折的方式回购股权和债务来处置工商银行的157亿不良资产，工商银行自然非常高兴和支持这一想法。但一涉及具体处置时，谈判就极为紧张和艰难。银行当然希望得利高一点，政府方面则希望低一点。最后还是共同的“直辖市利益”使政府和银行间达成共同意见。后报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的批准，并给予了22。5％的平均受偿率，使重庆市政府、企业、银行三方面皆大欢喜。
“然而，这157个亿的不良资产，涉及到1160多家企业，全市工商银行的所有机构若要与这一千多家有债务关系的企业一家一家地谈判，商议解决这一百多亿的不良资产，那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而且成本也将是巨大的，最后还会拖出许多没有处理掉的尾巴。针对这一情况，市政府反复研究探讨，最后决定组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专门处理这项工作，渝富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何智亚把“渝富”出生的过程作了介绍。
新成立的渝富公司担子不轻，它起名的初衷含义是让重庆富裕起来，可干真活的时候却是负责处理债务。一千多家国有企业大大小小，怎么弄呢？
“靠市场化运作方法。”何智亚答，“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原先的157个亿不良资产，按22。5％的平均受偿率也得要30个亿的钱呀！首先得弄到这30亿资金不是？政府早说了，不会从财政那里拿到这笔钱的。那只能靠市场运作，靠公司自主融资了。”
“30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哪儿去自主融资呢？”
“157亿不良贷款去掉50亿可以用其他政策消化的外，还有107亿，这107亿需要用20多个亿的资金从银行手里购买。当时走了两条路：一是靠低成本的信托产品融资，二是靠银行贷款。可当时信托产品融资尚不成熟，银行怕担风险，所以只有银行贷款一条路。于是通过市政府的支持协调，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取得市场化的贷款，公司所需的不良贷款回购资金20多亿元全部到位，使我们有了运作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完全采用专业化的原则对所有需要回购的企业不良资产进行一家家的处置。第一批市级企业117户，共80亿债务，渝富公司用17亿资金从工商银行那里收回了债股权，并以基本平过的价格处置给了企业。到2004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银行和企业都非常满意。涉及的抵押土地和房屋，以及价值10亿元机器设备，大部分也由原企业购回。2005年初，548个区县级的企业债务也以这样的方式顺利地基本处置完成……”
“听说重庆渝富的做法还得到世界银行的赞赏？”
“是的。世界银行非常关注，并将重庆这种运作模式称为重庆‘渝富模式’。”
这位城建专家出身、现在又开始从事投融资和经济工作的董事长要我记住重庆比较“特别的一点”：“这特别的一点是关于重庆的房价，重庆的房价并不高，是你们北京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平。可重庆建楼的成本其实比一般城市要高，它是山城，房子建在山坡上，而房价的涨幅与居民的生活收入涨幅是基本平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政府通过包括渝富在内的，具有土地一级储备职能的国有公司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控和运作。重庆的房价对老百姓而言的确是一种福分，应该说这也是重庆在直辖市建设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成果。但重庆的房价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重庆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它使我们重庆像一轮新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充满朝气和活力！”
说得多好啊！在城市投融资方面，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年的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科学决策，带给新直辖市的难道不正是一轮新太阳吗？
今日之重庆，正如一轮新太阳，那新太阳的光芒，多彩而生动，热情而奔放，每丝光芒中都带着金色的深沉和高贵。
第03章 黑色悲壮
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是国家和民族所赋予这个“大城市大乡村”的共和国“第四直辖市”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便是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江泽民语）。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予重庆如此重托。
然而重庆的作为在哪里？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如汹涌的长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此时的重庆经济发展比其他3个直辖市晚了许多年。与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说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前的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1179亿元。而这个时候的深圳已达万亿元，就连青岛、大连、苏州、宁波等非直辖市的“小弟弟”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或接近了重庆水平。
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惭愧呵！
而让直辖市领导者感到汗颜和紧张的是，此刻的重庆在刚刚欢度建市的喜庆后，主城区约有100多万下岗大军正在酝酿一场向政府讨工作、要饭吃的大动作……
这就是直辖后的重庆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重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埠之初，重庆的经济实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业著称，那时的重庆扼富饶的西南之门户和长江上游运输之要道，成为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强盛之都。尤其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此地后，重庆工业更是一度达到举国之首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工业同样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国家六大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荣耀岁月至今让老重庆人沾沾自喜。
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奔腾，重庆似乎成为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角落，昔日进门都要登记、查问再三的那些军工企业不是转行，就是关并停产……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谈起10年前的重庆光景时，感慨万千，“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我当时听了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自己也没长三头六臂啊……”
一市之长的蒲海清当时的内心如此悲怆，市民们心头的感觉更不用说了。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重庆直辖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几件大事中，最艰难的自然是国企改革问题。人们或许还清楚记得：1997年6月18日，上午是重庆直辖市挂牌、揭牌的喜庆盛会，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同志亲自出席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下午，大家知道李鹏同志到了哪里吗？到了重庆特钢厂。为什么时任中共中央“二把手”的李鹏到特钢厂去了？原因只有一个：重庆特钢厂已经面临“最后时刻”了。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钢铁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的情况，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高层威信的政党问题。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惟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任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打响了。在这些战役中，重庆人和重庆企业经历了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一次次历练与涅槃。
8。浴火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