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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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地方准备安家传后，结果风水先生一看，说“此乃龙头宝地，范氏后裔必世代大官”。范仲淹一听，立即改变主意，自己出资造了一座孔庙和一座学府，开创了当时中国的第一个培养高等人才的郡学，也从而开创了苏州学风之始。“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范仲淹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如此赞叹道。苏州学风从此“甲天下”，故而带来苏州才子层出不穷，成为中华优秀人才的摇篮。后朝的苏州教育之风更是大盛，光有名有姓的教育家如明初的况钟，北京故宫的设计者、文学教育家冯梦龙，建筑教育学家蒯祥，唐伯虎，清代的医学教育家叶桂、文学教育家俞樾、苏绣教育家沈寿，近代的教育家就更多了，如顾颉刚、叶圣陶、颜文梁、夏坚伯、谈家桢、时钧、钱伟长、张光斗……一大串名士。他们的存在，使得苏州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始终学风蔚然盛行。在我小时候就常听大人教诲一句话，叫做“书包翻身”，意是只有上学念书才能解放自己、获得理想。重教和重人才是苏州人一以贯之的理念，它也是苏州能够几千年长盛不衰的一个永恒的真经。近年在他乡采访，总听一句豪言壮语：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苏州人不是这样说的，苏州说：再富你也得苦读书，你穷就穷在不念书。过去历朝历代，苏州念书人出名当官的自然不用多说，旧时的状元苏州一直居全国之首，甚至还有像翁同龢等一族出了两个三个状元的也有好几个家门。在当代，苏州籍的院士也是为数最多的地区。像大名鼎鼎的中国无线电创始人李强，“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王大珩、程开甲和化学专家张青莲、物理学家何泽慧、水利专家陆佑楣、电子学家韦钰及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朱棣文及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等都是苏州人。据苏州有关部门2005年时作过的调研，发现当时的125名苏州籍院士中，绝大部分家境并不好，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但由于他们的家风好、族辈重视教育，所以成为了“书包翻身”的典范。
我知道，在我老家人的眼里，口袋里有钱并不能显耀，但若家里出了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是可以大大显耀的。在干部的嘴里，你的DGP也非显耀的资本，可你的学校建得好、出“状元”多、高考分数在省里市里平均水平高了，却尽可显耀。还有一件事在苏州干部中是可以显耀的，那就是家中的藏书。苏州每年有一次个人藏书展，基本上是自发的一项民间活动，届时大家可以把家里的藏书之宝和数量报出来，然后有“书会”评委进行评定。苏州市委的领导和宣传部的正副部长一说起这件事，可以跟我说几个小时，而且手舞足蹈，因为他们都是藏书状元。宣传部长徐国强是读书人、藏书人又是教师出身，他倡导下的苏州读书活动自然不用说了。他说在苏州当干部如果不提倡读书的话，你即使领导创造了再高的GDP也会有人骂你。苏州人重教育、重知识远比重金钱的程度高。朱永新这个名字在中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名气很大，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前他在苏州当了十多年管教育的副市长。我与他有多年交往，给我的强烈感受是，这位博导出身的市长对教育特别是他一手发明和倡导的“新教育方法”，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多次私下对我说：“当官总有当到头的时候，但搞教育你会发现没有尽头，而且其乐无穷。”朱永新做到了这一点，他当副市长时与同事们一起一方面把苏州全市的教育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高水平上，同时他不停地写书，不停地到全国各地讲学作报告，推广他的“新教育革命”，现在他的“子弟”有几十万人，有人称其是“中国民间教育部长”。
有人对我说，你还应该写写苏州的城市建设改变。其实这是根本用不着争议的问题。借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话说：“苏州的老城外形没有变，但内容变了。苏州老城的外面是苏州新城，苏州的新城是苏州老城的继承者和创新者，苏州城外的苏州也早已是美丽无比的城市。”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口，可丁教授说出了今日苏州的城市概貌。
现在的苏州城与2500多年前时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城”从面积和风格上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值得庆幸的是苏州这些年在保护老城上所下的功夫和投入是空前的，你若有机会到苏州一游，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对待古城的保护是一门大学问，对苏州这样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来说更是如此，一方面她是国务院发文明文规定的一座整体风貌需要保护的城市，同时，她又不得不与现代文明社会接嵌，保护和改造成为摆在苏州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聪明的苏州人采取的态度是：老的不动，不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原样，要保持原样就得在“动”的时候下功夫。为了这“动”与“不动”，苏州近几届政府领导没少动脑筋，甚至没少受各种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带来的效果是我们今天能够让世人看到的苏州古城里的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创新之间流动着的那种美观、深刻和韵味——当然是具有东方水城特色的那种畅流着文化和民风的韵味、深刻与美观。它们仍然是我们记忆中的观前街、干将路、沧浪亭、狮子林、虎丘塔和粉墙黛瓦的民居、花木飘香的小巷及亭园塔斜的映月……
鸟啼花落屋西东，柏子烟青芋火红。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有一日我站在苏州西门的老城与新城交会处的立交桥上，不由想起元代名僧释惟则写的这首诗，一下觉得很奇怪：几百年前的老僧他怎知几百年后的苏州人会有“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的感受？
现在的苏州城已经成为一城三体，即原有的古城，与东、西山合为一体的“新苏州”和东边与上海接壤的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中心的“洋苏州”。它们以古、中、洋三个不同特色构成了今日苏州城的风貌，其面积已比“阖闾城”大了几百倍，与二三十年前的苏州城相比也完全变了样。今天生活在苏州城内的居民特别地幸福，他们既可享受古典风物的韵味，又可呼吸现代化城市的气息，更可与当今世界最完美的物质文明景物融合。如果你想重温姑苏的市井旧景，你可搭乘免费公交车上人民路，然后到观前街轻步漫游；如果你想换换空气、观赏蓝天白云、鸟语溪流，你就或骑车或驾车到孙武亭旁的太湖岸堤上，那里既可朝来暮归，也可享受半时一午的浪漫情调；当然，如果你是年轻人，最好上东方的金鸡湖，那岸头的时代广场和水上游艇，尽可让你激情澎湃……
苏州城的历史性变化是在这二十多年里，这种变化既有形体的，更是内容的，但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对古城的保护。为此，苏州人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因为历史和现实的衔接、保护和重建，其实充满着矛盾与对立，有位苏州官员告诉我，苏州百姓对旧城的感情和保护意识强到你若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为什么要动一块砖、一块瓦时，他会直接向北京中南海写信告你状。我听说有一任苏州市委书记在任三年，被老百姓骂了三年“大拆”。后来这位书记走了，他力主改造的老城老街改造好后，老百姓又经常念叨他的好。这事让我深切体会到“苏州干部不好当”的真实含意。
“苏州干部不好当”的后一句话应该是：苏州干部必须当好。
前者不易，后者更难。
然而苏州的干部们依靠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工作的指导，几十年来很完美地完成了一棒接力一棒、一棒更比一棒强的执政任务。
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苏州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大飞跃，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温州模式”出现后，苏州的乡镇企业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这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阶段的苏州人异常地痛苦。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两条路：或继续固守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的集体经济形式作最后的挣扎，或摒弃它重走一条腾飞新路子。固守老路显然要准备接受落后的现实，重闯新路同样将可能面临“死亡”的命运，因为在这之前的苏州一直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并已经形成响当当的“苏南模式”。
那是一场蜕变。一场意味着必须自我否定的蜕变。一场意味着从头重来、另起炉灶的蜕变。
凤凰能否涅槃，姑苏城内城外顿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谁敢动一下我们的机器，我们就砸谁的脑壳！”那个时候恰逢全国纺织行业大调整，国家下达了“砸”几万万锭纺织机械设备的指令，苏州的乡镇企业又多数是纺织企业，是“砸”纺机成为首当其冲的地区。某乡镇的几百名工人手持铁铲和锄头，堵在厂门口，死守三天三夜，欲与前来砸锭的干部拼个你死我活，并声言“愿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纺机仍然要砸，而且砸得稀巴烂……
工人们嚎啕大哭。
又一个工人痛哭流涕的现场：一群工人们愤怒地撕碎手中的新工作证，高喊着“要当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阶级，不当资本家皮鞭下的臭苦力”的口号。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转制，想不通自己用几十年的心血建设起来的工厂一夜之间成为某某个人名下的企业，尤其是想不通昨天还是“共产党的厂长”，却转眼成为掌握许多股份的“资本家”……
“转制！”
“必须定时间、定任务地转制！”市委的死命令。县政府的死命令。镇上的死命令，企业和工厂关上门也要完成的死任务！
呵，那岁月，苏州像一艘漂荡在海上的大船，突然折断了桅杆与篷帆，不知驶向何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