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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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十几年过去了，义乌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汉子，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再看看当时他写的那份报告似乎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太高明之处，然而在那个时期的那种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胆地构想出了义乌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任我们去畅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经商者不忘谢高华书记一样，不论义乌现在的经商大户还是小户，只要曾经在北门街一带摆过摊的人都还记得徐至昌给他们提了一个发生命运根本变化的好建议。
徐至昌的报告正巧转到了县委书记谢高华手里，自1982年9、10月县委发出《第一号令》后，百姓对公开允许经商一片赞美，但随即也有人不断在谢高华耳边吹冷风，说打小市场开放后，所在街道人满为患，经常发生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一个时期里居民对此还真有些怨声载道。到底怎么办，当时县委和谢高华书记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关于移址扩建市场的建议，无疑给谢高华和县委决策“以商兴县”的大目标点了把火。
“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做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徐至昌的建议说明了啥问题？说明了我们当干部的有些思想和观念还跟不上群众。这怎么行呢？这可是要拖改革开放的后腿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谢高华一边抽烟一边不时地站起身子向干部们大声说着，台下则静地出奇。大家知道，这个会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县委要作出一项将影响未来义乌的决策，要把经商、兴商当做彻底改变义乌落后贫穷面貌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战略任务。
“我们义乌需要发展，可我们既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又连个侨胞侨眷都找不出来。靠什么来着？有呀，人民群众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义乌有不怕吃苦不断进取以小本滚雪球的看家本领——‘鸡毛换糖’呀！别小看了这一把鸡毛、一个纽扣，它里面的学问还是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哟。今天我们要把这看家本领统统地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你们给我举个手，看看谁摇过拨浪鼓？”
谢高华书记的话音刚一落，台下顿时“哄”地热闹起来。
“举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于是台下竖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谢高华书记一边重新点上一支烟——他的烟瘾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断“燃烧”，特别是在异常兴奋之际。“好好，我们义乌不愁富不起来！你们自己看看，除了我这个外地来的和个别同志，你们都曾摇过拨浪鼓，都干过‘鸡毛换糖’嘛！行，义乌以商兴县一定能成，这是我们最大也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
“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一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的了？”
“这也还用问吗？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只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游荡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做“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声名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做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