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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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由于宝玉的纵容，或者说是带头，那里面充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以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为例，哪里是只有晴雯、芳官恣意狂欢，就连袭人，不也喝酒唱曲，礼数出位了吗？
晴雯被撵后，宝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很嫌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到好。”袭人的话不完全是敷衍，她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真相——晴雯毁在美丽与聪明皆外露，构成了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环境中的性格劣势，而袭人却具有所谓温柔和顺的性格优势，更何况她相貌上平平，也不会让封建主子一眼看去就惹上“狐媚子”的嫌疑。我曾写过一篇随笔，题曰《性格何时无悲剧？》，现在引在下面：“性格悲剧”曾是文学评论家笔下常见的话语，更有“性格即命运”一说。
最近读到一些文章，发现“性格悲剧”的慨叹不是用在了虚构的艺术形象上，而是针对了真实的人物。比如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胡风对曾拜在他门下，后来主动揭发批判他，却又跑到他家希图板凳两边坐的某人，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场下了逐客令，这就促使某人更“及时”地把胡风等人的私信上交构罪，促成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乃至全面的“肃反”运动在全国迅即烈火熊熊……这些涉及不同悲剧人物的文章，又几乎都用“书生气”来概括他们的性格弱点。“书生气”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一种性格，因为性格是指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秉性，这种秉性在后天通过社会影响、学校教育、家庭熏陶与个人努力，可能会有所萎缩、抑制、掩饰、修正，可是却很难说能够彻底改变。
就性格而言，无论是总结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还是分析历史与现实中活生生的个案，有一些类型的性格，显然是属于易生悲剧的。如过于内向或过于外露，心太软，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或意气用事，易于冲动，喜欢即兴发挥，能伸不能屈，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等等。如果世界上只是自己一个人活着，那么无论是什么性格，也都无所谓性格悲剧；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体制下，个体生命总不能不遇到一个与他人，与群体，发生交往、碰撞、磨擦乃至冲突的问题，在这个体与他人与群体的复杂关系中，性格冲突是一大因素。这也是个体生命烦恼和痛苦的一大根源，我们读伟人的著述与传记，也能从中发现出自性格深处的东西，并且会深感震撼。
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因性格而纠葛为政治悲剧的例子不少。现在社会转轨到市场经济，市场使每一个体生命有了更活泛的人际选择，不会在性格完全不合的情况下，也硬是挪不出某个社会组织板块，从而使性格冲突激化所派生的悲剧得以减少。但市场的选择也有其冰冷、犬儒的一面，在激烈的效益、收益竞争中，某些类型的性格也会感到更多的压力，面临更尴尬的性格困境，因此性格悲剧仍会源源不断地显现。这对文学艺术或许是福（可取材者多多），对世道而言，却依然令人不能满意，因之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也便会伴随着对现实缺憾的批判而渐强渐进。
如果说人是生而平等的，那么，不同的性格也应是平等的，和不能有种族、肤色、性别、长幼、相貌、体态等方面的歧视一样，人与人相处时也不该有性格歧视。即使是与一般大多数人性格相差甚多，以致可称为有性格缺陷的生命个体，我们也应该像对待生理上有缺陷的残障人、智障人一样，平等待之。人类社会真达到了这一境界，所谓性格悲剧，也就不复存在了吧？
这篇文章虽然没提《红楼梦》，没举晴雯为例，但促使我写成它的因素，当然有《红楼梦》的熏陶，有《红楼梦》里黛玉、妙玉、晴雯等形象的启迪储存于胸臆。
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世事后，回思所遭遇到的人生坎坷，多与自己的个性相关。我现在深切地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体制，什么具体的小环境里，个体生命的悲苦都在于：他（或她）一方面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人格尊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其独特的性格；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与他人，与群体，去协调，去磨合，这协调与磨合，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就是抑制，甚至是打磨掉自己个性棱角的痛苦历程。人应该就是自己，人却又不能不因将就他人和社会而丧失掉一部分自我。这里面有超政治的，哲学性的思考。曹雪芹，他以《红楼梦》，引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哲思的层面。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应该更加理解，曹雪芹为什么通过贾宝玉宣布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为什么又说未出嫁的女儿是颗宝珠。他这是从社会群体中先把受污染最轻，较易保持本真性格的闺中一族，摘出来加以评价。
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为什么脂砚斋不止一次说黛、钗其实是一个人，最后合二为一了。曹雪芹确实有那样的用意，就是通过这两个角色，去反映人生的两面——黛玉体现着凸显个性维护个体生命尊严的一面，宝钗体现着以吞吃“冷香丸”压抑浪漫天性以求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贞静”规范的一面，但她们同属“红颜薄命”，因为无论是率性还是归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主流意识形态，都不能够给予她们一个能够幸福的生活空间。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出一个把个性尊严推至极端的妙玉，并对她极为珍爱，要把她安排进金陵十二钗正册，让她排名第六。又通过对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告诉读者，她是宝玉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个女性之一，并在八十回后写她如何以舍弃自己的清白解救宝、湘，在自我人格挥洒上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
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曹雪芹为什么在行文上并不将王夫人和晴雯的矛盾完全归结为礼教冲突。第七十四回他是这样写的：“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他写出了王夫人与晴雯之间的性格冲突，说到头，晴雯在王夫人眼里，是犯了“讨厌罪”。在人与人相处时，其实最厉害的排拒因素还未必是政治上的“反动”、道德上的“败坏”、能力上的“愚笨”、行为上的“糟糕”，而是不需要很多理性在内发酵的天然的“讨厌”。单向或双向的“讨厌”如果发生在社会地位平等的人士之间，那还不至于直接酿成人生悲剧，但王夫人是封建主子，晴雯是女奴（她既不是府里家生家养的，也不是府里买来的，是府里老仆妇赖嬷嬷家买来后，带进荣国府，贾母见了喜欢，赖嬷嬷就把她当做一件小玩意儿白送给贾母的，属于荣国府女奴中出身最最卑贱的一类），社会地位如此不对等，双方又都“天真烂漫，喜怒出于心臆”，因此，一旦双方都觉得对方“讨厌”，那弱势的一方当然就只能遭罪。晴雯带着勾引宝玉和得了“女儿痨”的冤名，被粗暴撵出，正如宝玉的形容：“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红楼梦》的深刻，就在于写出了“讨厌罪”对无辜生命的摧残。王夫人亲自处置了晴雯后，又接连撵逐了几个令她“讨厌”的。一个是四儿，四儿还算被她逮住一句“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戏言”，但王夫人主要还是觉得她“讨厌”：“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也有几分水色，视其行止，聪明皆露于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就算没那句“戏言”，光是“讨厌罪”，也该撵出。
芳官在王夫人眼里当然更具有“讨厌罪”。关于王夫人撵芳官的那段文字，有一点值得注意：王夫人怒斥她“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她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来。”有的古本写的是“芳官笑辩道”，有的则写的是“哭辩道”，周汇本取“哭”不取“笑”。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跟周先生有所不同。我觉得“笑辩道”也许更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因为芳官毕竟是个戏子，她有其“游戏人生”的一面，面对王夫人的指斥，她敢于还嘴，就说明那一刻她“豁出去”的劲头大于畏惧，如果她哭哭啼啼，先就软了，哪里还敢自辩——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懂得，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贵族府第里，王夫人作为居住在府第中轴线主建筑群中的第一夫人，不要说小丫头绝不可以在她训斥时跟她顶撞抗辩，就是宝玉、探春等公子小姐，无论心里如何反感，也只有垂手侍立低头听喝的份儿。在那个场合那样抗辩，是一种了不得的叛逆举动，既敢抗辩，何妨冷笑？所以我觉得写成“芳官笑辩道”是对的。这里提出来，供广大“红迷”朋友们参考、讨论。
王夫人后来又亲自查看撵逐了贾兰的一个新来的奶子，理由是“也十分妖乔，我也不喜欢他”，又是一个“讨厌罪”。在专制体制下，许多生命就这样以“讨厌罪”被撵逐到社会边缘，甚至因此身陷囹圄，以致命丧黄泉。即使在现今的民主体制下，如何防止“讨厌”的因素渗进检控和司法程序，以“莫须有”带动出“有所罪”，而造成冤屈，仍是人类需要慎重解决的一大问题。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被搜出了“真赃”的司棋，王夫人并没有亲自过目，似往日也无甚印象，听了凤姐汇报，“虽惊且怒，却又作难”。她来不及去“讨厌”司棋，所思所想，只是司棋乃邢夫人那边的人，该如何处置才能达到“这边”和“那边”的利益平衡。
晴雯的被撵，书里写明是王善保家的先下谗言，触动王夫人的回忆，使其讨厌晴雯的心理发酵生怒。四儿的被撵呢，则是被人告了密，揭发了她私下的“戏言”。那么，历代的读者就都有所讨论：那告密者，是不是袭人？认为肯定是袭人的，可以引王夫人的话为证：“打量我隔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