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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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

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CC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到CC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国民党完成“改造”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