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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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军余部投靠泰国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1莱（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的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之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3、5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月，“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3军、5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3、5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1500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军”、“5军”，国际舆论仍称“93师”。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1290公尺，残军出动500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3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赞赏。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4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370铢，每月补给泰币约60万铢，至1981年12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定，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己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10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由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巴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第三章读毛选，蒋介石反思“介寿馆”。二陈被逐，四大家族成一统。反攻大陆第一战，胡琏大败东山岛

第一节蒋介石反思“介寿馆”

孤岛复位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除夕日，蒋经国曾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