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3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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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写字作诗，慈祥亲切，极有风趣。
张学良兴致勃勃，谈了他与“大帅”张作霖之间的一些往事。他说，他22岁当旅长，还兼任了“航空处”等机关什么重要差事；他每天早晨必到“大帅”处请安，张作霖便与他谈论公务。由于“少帅”对人对事都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对答如流，意见也特别高明，受到“大帅”及同僚的赞赏。
张学良写的字是一幅对联：惟大英雄种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字迹古朴苍劲，另成一体，具见功力。
“少帅”的诗也有趣，诗云：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的坦坦心怀，隐约在字里行间。
张学良还说了不少有趣而富于哲理的话：＊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使人长寿。
＊小时，我身体较弱，被送到和尚庙中做“跳墙和尚”以求康健，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叫我“小六子”，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我已93岁了！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93岁！
那天晚上，张学良唱了几大段京剧，与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
张学森看天色不早，向张学良建议回家。
张学良却说：“我不回家！”
弟说：“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
张学良说：“那我就告诉大嫂，你不带我回家！”
哥儿俩逗来逗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张学森似乎逗不过张学良，沉寂了一会，又说：“我带您在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又为您唱了两段戏，您应当发一点奖金给我！”
张学良闻言，果然从内衣里掏出钱包，慢慢吞吞地翻弄着，大家以为张学良真会发奖金，不料他却取出一根牙签，一面微笑，一面对其弟说：“发你一根牙签如何？”张学森啼笑皆非，又引来一阵哈哈大笑。
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
张学良想了一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呀？”张学良的这一句话使与会者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禁感慨万千。
然而，物换星移，几度春秋，张学良的“还巢梦”依然尚未变成现实。
有人估计，张学良毕竟年事已高，可能身体欠佳，行动不便，不堪旅途劳累；有人猜测，张学良有过不参与政治的表示，海峡两岸的敌对情绪不消除不便回大陆，一再推迟赴大陆的行程，许是避政治之嫌；最近有消息称，最主要的原因是，伴他60多年的夫人赵一荻女士有病在身，不可能在夫人患病的时候抛下她不管，自己回大陆。对此，张闾蘅不便擅言，或者都不是，或者兼而有之。“想回大陆是肯定的，究竟何日才能成行，只有我大爷自己知道。”一次没有记载的秘密飞行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上空盘旋时，无线电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车接到了场站站部。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场站站长，王赐九还从未见过。他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揣摸出此次任务非同一般。
“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上司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八时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站长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站长非常严肃地给他规定了“三不”：“从现在起不准走漏消息；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不准打电话。”
第二天，王赐九登上机时已是早上8时10分，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远眺机场外，四周隐隐约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入口处，几名军官和便衣盘查着过往的人们。寂静的机场藏着一股杀气。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下车的是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他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王赐九接过放飞通知单，不由产生疑问：为什么机场不按常规签发专机运送主要人物的姓名、乘机人数、载物重量？为什么外面警戒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为什么机组人员非要临时配备？为什么机场工作人员一反常规，寥寥无几。为什么动用专机只是为了送一对年轻的夫妇？
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不是少帅张学良吗？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难怪有似曾相识之感。显然那位女士就是和他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这天，张学良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修边幅了。
赵四小组一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她着一身浅蓝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看上去朴素无华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端庄凝重。她气色尚好，只是较十年前略显胖一些。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炯炯有神，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
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飞机在起飞时，雾很浓，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飞机终于飞临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风袋在空中拚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仪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怎么办？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的“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王赐九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客人是爱国将领张学良，他为促成国共合作，敢冒杀头之险，现在我做一名正直的飞行员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随即，王赐九与副驾驶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
13时35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嘎然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这是我与张将军的最后一面，因临行前上司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75岁的王老如今谈起这段经历时，还在后悔不已。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覆命，刚下飞机，他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分辩，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民族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他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次秘密飞行藏在心底。当最近有记者问起王老，“四十多年你都守口如瓶，如今为何能和盘托出？”
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如今，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日子越来越近。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向蒋介石提出二点要求1947年10月间，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台湾作休假旅行。张学良那时关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张治中的学生，张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学良。彭很犹豫，不敢答应。张当时对彭说：“一切责任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温泉距新竹有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入山后有一宪兵分驻所，张治中一行经盘问后放行，不久到了井上温泉大木牌下，石级上便是张学良的住宅，孤零零的一座平房，屋旁有一温泉，林木幽静。张学良已得到通知，早在院内迎候。张治中见他瘦了许多，也苍老些，眼睛小了，据他说眼睛有病，看书吃力。当时张学良已做了祖父，他高兴地要赵四小姐拿出孙子照片给他们看。赵四小姐与看守副队长陪张夫人和女儿们去浏览风景。那里有一座铁索吊桥，长150米，距水面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赵四小姐瘦弱，有心脏病，由人扶着走了一截，头晕眼花，缩了回去。张夫人虽是小脚老太太，却走过去了。赵四小姐一见，便鼓起勇气，叫人扶着也走了过去，并对她们说，来温泉都一年了，还没有看过这吊桥，今天竟走过去了，很兴奋，足以自慰。
张学良和张治中留在屋内畅谈。张学良问张治中：“我何时能恢复自由？”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张治中这话合乎情理。西安事变的发动是要求联共抗日，如国共和解，他当然能获得自由。张治中是力主和谈的，他这番话使张学良感到还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获得自由。
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请求，第一点是他希望能恢复自由，并说，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第二点请求是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他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