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3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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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台北“荣总”，赵申德与家人一路紧随进入中心，等待大夫会诊病情。下午5点钟赵申德和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章孝严夫妇，以及当年将两兄弟由大陆带到新竹的王升将军进入加护病房探望章孝慈，5点10分走出病房。
11月24日下午4点，在各种医疗器械围绕和医护人员的小心呵护下，章孝慈历经了大陆、香港到台湾的震荡旅程，来到设在二楼的加护病房。下午4时15分，监视器上的血压值显示收缩压掉到只剩70毫升汞柱，距离刚下机时的170整整差了100单位，显示章孝慈此时的血压极低，他的脑部有缺氧危机，生命征象将受到影响：而鼻胃管又抽出咖啡色液体，显示可能有胃出血情形。医护人员不敢丝毫懈怠，开始全力急救。
以章孝慈这样生命随时系于一线间的极度危急状态，竟能够平稳地撑过漫长的旅途，这是相当难得的；事实上，从章孝慈11月14日在北京发生严重脑干中风开始，这趟回家的旅程究竟能否成行就处处充满变数，只要回家途中有任何突发情形无法处理，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机。
现在章孝慈竟能一路尽量维待着生命迹象回到台湾，实是个奇迹。有许多医护人员私下表示，这除了医护人员全力的抢救、章孝慈的身体情形不错外，也许有些事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的吧。
此次章孝慈脑子出血，而出血点又有10CC大，单就中风的位置和出血点大小看来，存活机率已是极小。
“大约100人中只有7个人可以在这样严重中风后的一星期内存活下来。”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吴进安表示，“能存活下来相当不容易”。
与章孝慈经常接触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毅力惊人，这样的毅力，除了表现在行事上，也与生理状况相应合，这也使得此次照顾章孝慈病情的医护人员印象极深。
8年前，他在“荣总”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时，收缩压就已高达23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达130，对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但这些年来，由于并没有症状。他可能也已习惯高血压的情形，每天还固定跑5000米，做各项运动。医师评估若非毅力惊人，危险的情形可能早已发生。
在章孝慈进入台北“荣总”加护病房发生危急状况后，现场气氛一片紧绷，医护人员赶紧给予补充水分和紧急使用升压药物多巴胺。负责照顾的一位医师表示，“总不能给外界印象一回到台湾病情就变坏了，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抢救。”
一路照顾章孝慈的吴进安表示，章孝慈的血压调节中枢功能早已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陆时也曾发生过3次急速降压、生命危急的情形，在从大陆出发前，也随时有应付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
之所以到台湾后会发生血压急降的情形，吴进安评估是因为长途飞行中一直给予升压药物，药物的利尿效果使得缺水情形严重，再加上本身营养状况不好，水分维持更不理想，才使得血压急速下降。幸好这样的危急状况并未发生在已到加护病房一切都定位后，否则危及生命的程度将更加剧。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章孝慈的血压回升，虽然还是有波动，但情形已较稳定。收缩压维待在140到160毫米汞柱间。医护人员表示总算度过难关。
12月5日，章孝慈撑过了医师预测中风后3周的危险期，确定可以较稳定地存活下来。但其意识仍然维持在最初被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重度昏迷状态，医师希望藉由营养补充，帮助他恢复较好的生理状况。
医生预测，感染问题是这样的病人迟早会碰到的情形。由于章孝慈最近的痰较浓稠，口腔气管内管的抽痰效果不佳，医师将为他再做一次颈部的气管切开术，安装颈部气管插管，等情形稳定，再转往一般病房。据“荣总”吴进安指出，章孝慈已度过一周的危险期，但“植物人状态”并未改善，甚至较一般植物人的情况还差。
不论章孝慈是否知道外在的一切纷扰震荡，但关心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抱持着对他的了解，对他以往一贯坚毅的强烈信心，一心期待着奇迹会出现。
第五节蒋纬国难撑家门身世之谜流传政圈蒋经国去世之后，国民党上层进入了一场隐密而细致的权力角逐。在这场争夺战中，身份微妙且尴尬的莫过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了。蒋家近60年来，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股主导力量，在蒋经国这位“政治强人”过世后，如果蒋家立即一蹶不振，无异是对蒋经国父子两人近60年统治的一次劣评。所以，蒋氏家族及拥蒋人士，不管是从面子上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势必推出一个自己的代表人物。
在蒋氏家族的成员中，宋美龄虽然还是所谓的“大家长”，但她已年过九旬，连走路都有困难，更不堪身膺重任。况且，当时岛内外不少传播媒体大做文章，将箭头指向宋美龄，使她的形象大跌；即使身体健康还能承受繁重的工作，恐怕也不能被朝野所接受。
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形同废人，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次子蒋孝武，一向神秘兮兮，外界有许多传闻，不堪入耳，江南命案后又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职位不高，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也不可能挤入权力核心；三子蒋孝勇，当时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但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人，在“法律”上还不能算是蒋家的人。况且，以章孝严的才华，在仕途上几乎已登峰造极，难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章孝慈虽然很想从政，但尚未踏出第一步，或许将终老于学术界。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蒋纬国是唯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后能够成为新的权力重镇之一，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由于“任重道远”，蒋纬国的动向倍受注目，就连他往昔仅流传于政论圈的身世之谜，也一夕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
有关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亲生骨肉的说法，早在海内外流传，但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穿凿附会。
蒋纬国自解身世谜打从蒋纬国少年时代，就有不少关于他身世之谜的传言。多年来，这些传言不断困扰着蒋纬国本人，也同时困惑着对蒋家家族内幕有兴趣的人们。在蒋介石前妻陈洁如的《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中，就影射蒋纬国是日本女子美智子带来的小男孩，并且认为蒋纬国的身世，和戴季陶脱不了关系，而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子，蒋介石只是代为抚养。
台《时报周刊》记者就此向蒋纬国求证，他答复时举出该书内文一处明显错误说：“当时（6岁时）我住在溪口老家；我在苏州念东吴大学附中与理学院时，已是1927年以后的事！此证明这本书纯属他人刻意虚构，陈（洁如）决不会弄错的！”
其次，谈及陈洁如回忆录中有关的称呼问题，蒋纬国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绝对不会对一位年长许多的男子直呼其名，陈称我父亲为‘介兄’，作为一个受过中国早年时代教育的女子，她怎会如此不礼貌。我很熟识她，她决不会如此粗鲁。”
许多流言指出，蒋纬国真正的生父是戴季陶，由于流言甚嚣尘上，当年蒋纬国自己都怀疑，蒋介石到底是不是他的生父，可是，慑于蒋介石的威严，蒋纬国又不敢问，只好向待他一向亲切的戴季陶救证。于是，发生了一幕有趣但是极为严肃的画面：“那是1940年底，我刚自德、美留学回重庆，在偶然间见到《亚洲内幕》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生父是‘中国一位姓戴的部长’，于是，我就去问我的义父戴伯伯。”
“戴伯伯就拿了一张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又拿了一面镜子，他把镜子摆在中间，一边是父亲的照片，一边是戴伯伯的头像，‘你看看自己是像那边还是像这边？’他当时就用这样的方式答复我。”
记者就此继续追问：“你觉得你是像谁呢？外界始终认为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哲嗣，你的了解是如何？”
蒋纬国又不急不徐地说：“要说像的话，我像父亲（指蒋介石）。。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没有澄清必要，因为这两位都是我最尊敬的。哪一位是我父亲都是我的光荣，所以我并没有什么认祖归宗的问题。”社会上还有一些“内幕”消息，指当年戴季陶和蒋介石两人因情同手足，所以曾经有过约定，彼此易子而教。也就是说，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骨肉，而蒋纬国则是戴季陶的儿子。
谈及这个传言，蒋纬国笑说：“这简直是荒谬的说法！我是戴季陶先生的义子，他是我义父。安国哥并没有拜我父亲为义父。他在我们家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弟兄一般，他比我哥哥（指蒋经国）小三岁，比我大三岁。戴安国这个人从小就是我的偶像。”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在蒋家长大，我要继承蒋家的香火，戴伯伯是我的义父，他唯一的儿子安国哥已经过世了，我当然要替戴安国哥完成作后代的责任。”蒋纬国有这种尽“义子”孝道的孝心，可以从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这篇名为“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按戴传贤即戴季陶）的文章中写道：浙江湖州称呼“义父”为“亲伯”。戴传贤先生与先君（指蒋介石）有金兰之宜，且属通家之好。因此，我从小就秉先君之命，拜传贤先生为“义父”，并常常依偎在传贤先生的膝下，翘首昵亲尊称他老人家“亲伯”。在名义上，戴季陶是蒋纬国的“义父”，可是，戴对他的情分却是有异于其他义子女，这可以从蒋纬国的一份自述中看出一些真情：“戴老先生曾经收了100多个义子女，包括欧美、亚非、日本和中国，但我知道我是他老人家最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