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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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遗体，于晚上8点30分，从病房移到荣民总医院灵堂时，蒋经国、郑彦英、张宝树、杨亮功、钟天心，端木恺、薛人仰、陈水逢、胡木兰、刘兆田及亲属等二十多人，均在场恭送。何应钦、钟皎光、马沈慧莲、罗衡、张邦珍等，也在稍后些时间赶到。
孙科病逝的消息传至美国，其次于治强、孙子国雄、女儿穗英、穗华，都急忙赶到台湾奔丧。
蒋介石于9月14日发布“总统令”，说：考试院院长孙科，乃国父哲嗣，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历膺重寄，忠实孔服，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行政院院长，两任立法院院长，其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嘉奖伟绩，宏济艰难，功在国家，声驰环宇。比年更受任考试院院长，时际中兴，人才为本，藉其名德，以重铨衡。方今匡复大计，正赖老成襄迪，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特派严家淦、蒋经国、郑彦■、倪文亚、张宝树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
孙科去世这一年，享寿83岁。
孙科病逝后，陈淑英仍住在阳明山新园街一号第一宾馆。除视力不佳，心脏较衰弱外，精神与身体都很好。说起来，当年她和孙科结为夫妻还是亲上加亲，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堂外甥女，孙科是她的堂表兄。她惯用两个“好”字，代表孙科有两男两女，即长男治平、长女穗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加州伯克莱。孙中山以民初百废待举，其名寓有殷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之意。孙治强曾在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海外预备学校就读。其时，孙中山去世不久，吴稚辉认为北京读书环境良好，深感党国志士子士均属革命幼苗，“应予培育”，就在北京城东干面胡同南小街92号创办学校，自己亲自负责。讲授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1917年，宁汉分裂，吴稚辉对该校不得已而“愤而解散，诸生遗归”。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
孙治平于1943年，生一男，名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孙国雄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年生），次女美兰（1969年生），都在美国，她们已是孙中山的第五代嫡系后裔。
1983年孙治平70岁，他被聘为台湾蒋经国“总统府”顾问，其时，他还是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次男孙治强生于1914年，当时，孙中山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取其名。孙治强与其兄长同获美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孙治强在大陆时曾力“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孙科处理法制工作。
孙治强勇于冒险，1971年，他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能猎获五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年在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孙治强奔父丧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温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亟需亲人陪侍。宋美龄并为他安排工作，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育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年生），次女嘉榆（1948年生），都已成家，各有子女。大约在1976年，孙治强在台北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她毕业于台北市女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两男给阳明山上的孙府凭添了许多喜悦与生气。最高兴的自然是他们的祖母陈淑英了，过去她常向晚辈说：孙家的人口单薄了些，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添孙儿，以期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跟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一样，陈淑英“重男”的观念一直未变。全家聚餐时，她经常夹好菜给孙子们吃，而自奉甚俭，惯用残茶剩饭。孙科地下有灵，当感叹他这原配夫人对孙家后代的一片深情了。
第九章人民海军二战蒋舰，“剑门”、“章江”葬身汪洋。崇武海役，两岸海军三次效量
第一节香港来客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大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3天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