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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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驿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首先提到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
久之，席上竟无一人发言。又过了一会儿，黄宇人起立说：“何以不提胡适之？”
蒋介石听后，面色阴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
席上的空气一时僵住了。半晌，赖琏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
蒋介石点点头，又连忙摇着头说：“他要负责军事。”
至此，蒋介石的意图大白，就是要在座诸位赞成张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见再无一人发言，等得实在不耐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宣布表决：“造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一见喜形于色：“好，好，请坐下。”蒋介石满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旨意就已贯彻下去了。谁知，十几天后竟然挨了当头一棒。
5月20日，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在国民大会堂宣誓就职首任总统。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板着面孔说：“我准备提张岳军同志为行政院长，希望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
蒋介石训话后，随即离席而去。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继续进行。这时，CC系的立委一致主张用投票的方式试行选举，以其结果供蒋介石作参考。吴铁城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箱检票，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是，参加投票的立委坚决要求当场开票。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一气之下，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决不就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进退维谷，只得步张群后尘，也表示不任此职。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震怒异常，而又无可如何。不得己，蒋介石决定另拖一个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
5月23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让翁文灏到黄埔路官邸面谈要事。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翁先生，依照宪法我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即CC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先得到本党总裁的同意，就在党部开会试行投票，这是违宪越权的行为，我决不能承认。”蒋介石恨恨地咬咬牙，喘了一口粗气，放缓语气说：“你向少派系关系，因此，我决定提议由你担任此职，请你不要推辞。”
翁文灏毫无思想准备，怔了一下才忙说：“蒋先生这一提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性与才干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
然而，蒋介石主意已定，不管翁文灏推辞与否，即于次日径向立法院提任通过，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极度惶恐之中，同意“暂时试任”，并于6月4日走马上任，组成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已久，却对这次担任行政院长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顾全大局”的心理，怕自己坚辞不受，使蒋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蒋介石政权包括蒋介石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5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日益分崩离析。当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到翁文灏递交的辞呈，知道翁内阁是拖不下去了，便不再挽留。不过，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尾巴：“翁先生，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久，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助。”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翁文灏回到祖国后，因为年迈体弱等原因，不能回到地质工作中去了。
但是，他每天在家中读书、写作、会客，仍然很忙碌。
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务，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晚年的翁文灏，时时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所激动。1961年，他已72岁高龄，仍积极参加西北视察，对包头白云矿和稀土矿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中，肯定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一。十年动乱初期，翁文灏被“造反派”抄了家。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见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翁老，我们没有保护好你。”这件事，翁文灏记在心，深为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关怀所感动。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临终前，翁文灏留下遗嘱。他在遗嘱中他再一次追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对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寄予无限期望。
第四节卫立煌归来纪实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第二位回归的国民党大员是原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
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县昙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15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了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此后，长期不离鞍马，不叹“髀肉复生”。他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旋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北伐，勇谋兼备，青云直上，在“安内”、“攘外”的沙场上都立有战功。皖西大别山丛有个“金家寨县”，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却叫“立煌县”。那是因为1932年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区时得了势，蒋给卫的最高精神奖励（蒋的批文是“金家寨县准称立煌县”）。1938年初冬，国共合作，在山西五台山麓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南下的“忻口战役”，卫是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抗战后期，为开辟“史迪威公路”，卫立煌曾率国民党军队远征。1949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谁指挥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发起这场内战“不得人心”的问题。蒋介石笃信王阳明哲学，总是对“心”与“力”，即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如何才能取得一致这个根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硬把该战役失败的责任一古脑推卸在卫立煌头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下令撤职查办，以为奉行军令不力者戒。
逃港途中被蒋扣留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此间，除傅作义常与之晤谈，很少有人上门。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肩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栖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