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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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
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几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的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三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又是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人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