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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东京大审判-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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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田站起身来,又转过身去,面对十一国国旗深深一鞠躬,再转过身来坐下。他戴上老花镜,从皮料提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本作证材料,然后说:

“为了使自己的作证经得起辩驳,我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查阅了我的笔记和日记,查阅了我保留的有关文件,也查阅了多种报刊。”

他打开作证材料第一页:“第一个作证对象是广田弘毅君。”

坐在被告席上的广田弘毅怔了一会,赶忙站起身来。他七十岁了,似乎有点站不住,两手撑在前面的长条桌上。

有田说:“有些朋友说,广田君是个和平使者。不是!他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

坐在辩护律师席上的戴维德和柏木山冈有点不自在,反感地盯着有田。

有田接着说:“旨在侵略中国的《广田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尽人皆知,我不必说了。下面,就广田君积极主张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说三点事实。”

他说的三点事实是:第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的第二天,广田发表谈话:“为了维护日本在华利益,日本政府决定从军事上支持这个防共自治政府,帮助他们组建五个师的军队,枪支弹药由驻华北日军提供。”第二,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近卫内阁制订全面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时,近卫把广田请到首相府,征求他的意见,广田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头几仗不要在华南地区打,而应该在华北地区打,因为华北与满洲国接壤,那里有强大的关东军为后盾。”第三,六月二十日,广田又主动向近卫献策。他说:“全面进攻中国,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以势不可挡的强大军事攻势,从华北地区长驱直入华中地区,力争在短期内占领中国首都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有田说:“我说的三点事实,都刊登在《首相府工作简报》上。我保留有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工作简报》。我愿意全部交给国际法庭。”

他说:“事实证明,广田君并不是对卢沟桥事变一无所知,而是全面侵略中国的主谋者之一。”

这时,戴维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反感情绪了,他起身说:“请问有田八郎先生!你到底是出庭作证,还是国际法庭的特聘辩护律师?”

“请戴维德先生注意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场合你没有发言的权利!”麦克阿瑟训斥道,“出庭作证,就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作证对象有罪,也是对有意为某个人开脱罪责的辩护!”

基南说:“请有田先生继续发言。”

有田有了麦克阿瑟的支持,更加理直气壮:“有朋友说广田君经常告诫同仁们和日本高级官员,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广田君对哪些人说过,在什么地方说的,有史料可查吗?如果有史料可查,也只能说明他阴一套阳一套。”

他接着说:“广田君说他听到珍珠港事变,十分不安,马上去见东条君,主张日本马上撤兵,并向美国赔偿损失。事实并非如此。”

他说:“珍珠港事变第二天,我请广田君和松冈洋右君吃晚饭。席间,广田君对珍珠港事变表示不安是事实,但他告诉我和松冈君,说他见了东条君,对东条君说过,既然已经打起来了,就要猛打狠打,让美国老老实实把太平洋的利益交给日本。松冈君虽然死了,但东条君还坐在今天的被告席上。”

基南插话:“被告东条英机!有田先生说的是不是事实?”

东条起身回答:“请原谅,我记不清楚了。”

基南掏出一个笔记本:“去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松冈的儿子松冈谦一郎先生来见我,说他父亲病危,希望在弥留之际与我见次面,有重要情况对我说,征得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的同意,我与助手布雷布纳先生去医院与松冈见了面,他当着松冈谦一郎、布雷布纳先生对我说了三件事:一,说他在有田先生家里,广田说他见了东条,太平洋战争既然已经打响,就要猛打狠打,让美国老老实实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交给日本。二,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松井石根由上海回东京治病,松冈和米内光政去医院看望松井。松井说由于他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中国人才望皇军而生畏,他为树立皇军的声威立了功。米内说杀人大多不好。松井说,中国是敌国,中国人是敌人,杀敌人应该是越多越好。”

他问:“被告米内光政!松井是这样说的吗?”

“松冈君说的全是事实。”米内起身回答。

基南继续说:“松冈对我说的第三点情况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土肥原贤二由中国回东京的第三天,松冈和原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先生去看望他,他拿出一只中国殷商时代的青铜酒壶,一只青铜香炉和一匹青铜马给他们看,说是汪精卫先生送给他的。第二年松冈与秘书松本五郎去南京访问,向汪精卫先生问及这件事。汪先生说那是上海古董商刘仲礼埋在地下的文物,有两大箱,全部送给土肥原。”

他说:“被告土肥原!你这两箱文物必须退还给中国。”

土肥原起身说:“东京遭盟军飞机轰炸时,我的住房被炸毁,那两箱文物也被炸毁了,实在可惜了!”

“两箱文物是否被炸毁,你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基南说,“松冈临死前,还将他的两本笔记交给我,笔记内容记载着被告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平沼骐一郎、大岛浩、铃木贞一、嶋田繁太郎、荒木贞夫、白鸟敏夫、木户幸一、星野直树、梅津美治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等三十余人的部分犯罪行为。”

基南说完,有田继续作证:“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东条君访问南京汪精卫政权时,向中国要了四十万苦力和二十万随军慰安妇,也就是军妓。这是随同东条君出访的嶋田繁太郎君告诉我的。”

嶋田起身说:“是事实。随同东条君出访的还有东乡茂德君。”

东乡起身说:“是有我,有田先生说的全是事实。”

第二天被传讯出庭作证的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他四十一岁,近两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变得苍老了,看去仿佛已年过半百。他三岁当了宣统皇帝,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他当了三年皇帝就退位了。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恢复清室,他又当了十五天皇帝而被段祺瑞赶下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率兵占领北京,他被赶出紫禁城,与父亲载沣住在醇亲王府。第二年十二月,由他的英语教师庄士敦帮助,逃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沈阳事变后,由土肥原贤二保护潜入长春,先当伪满洲国执政后当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关东军被苏军打败,他正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被苏军抓获,关押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监狱。二十天前,他由该监狱八名法警护送,乘飞机经海参威来到东京。八月十二日上午,基南接见他,要他以诚实的态度出庭作证,以争取对他的宽大处理。

今天的作证人席增加到九个席位,除了博仪以外,还有日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和阿部信行,阿部内阁外务相野村吉三郎,第一届近卫内阁大藏相石渡庄太郎,斋藤内阁外务相内田康哉和拓务相永井柳太郎,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同盟社驻中国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法庭的场面完全与昨日一样。八点过五分,基南宣布第四百五十八次开庭,他说:

“国际法庭对被告的罪证落实十分慎重,为了使作证人的证词得到多方证实,故今天出庭作证的有九位先生。下面,由中国的溥仪先生作证。”

溥仪身着蓝色西服,系上同样颜色的领带。他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起身面对十一国国旗一鞠躬之后,开始他长达两个小时的作证。他说:

“我是个对自己的祖国有罪的人,也是个破坏世界和平的罪人。我当了三年中国末代皇帝,就被中国的民主革命赶下台。那时,我还不足六周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沈阳事变时,我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本想读点书,做个安分守己的中国公民。可是,事与愿违,有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君突然来找我,问我还想不想恢复清王朝。我说我不敢。他说,想不想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我说,中国的民主力量相当强大,恢复清室根本不可能。他说,东北三省已被日军占领,目前正在进攻热河省,日本决定将这四个省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让你当国家元首。我说,那会犯叛国罪,我绝对不敢!他说,你真的不愿意?我说真的不愿意。土肥原说,那就请你想想张作霖是怎么死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与蒋介石作战失败,由北京乘火车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充分满足日本的全部要求,即允许日本在东北地区自由开矿和建立工厂,允许日本向东北地区移民,以及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建海港等,而与日本发生冲突。四号清晨,他经过京沈路与长大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溥仪说:“土肥原君一提起张作霖是怎么死的,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我是软骨虫,丧失了民族气节,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由他和一队日军护送我,乘轮船到了大连再去长春。”

石原莞尔和内田康哉都说他们当时在长春,这件事他们都很清楚。

土肥原起身说:“我有责任,但我是受首相若槻礼次郎先生的派遣行事的。”

若槻说:“但我说过,若溥仪先生不同意不要勉强,可以扶植别的人统治东北地区。当时,我对土肥原君说过,还可以让郑孝肯、张景惠两位先生出来。这两个人,后来当了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溥仪继续作证:“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成立,我当了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我成了康德皇帝。但我是个傀儡,一切听从关东军总司令的指挥。历届总司令都兼驻伪满大使和我的特别高级顾问,先是南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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