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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经济解释-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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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在上文提及,因为一本书的印制数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下降,一个书号通常只由一家印刷商「垄断」印制,但这垄断有形无实:印刷商是要在市场竞投的。我们还要作另一个重要的修改。那就是以印刷商而言,一个书号之内的印制数量不是有关的平均成本量度。有关的量度要以书号计。出版商不能以二千本议价,然后以其平均价订制五百本。印刷商所开之价,虽然有每本的平均价在其内,但永远是以一个固定了的总印制量为依归。出版商选了一个书号的总书本量,同意了总量之价,是大家同意以书号为量,以书号为价。一家印刷商会为多个书号而生产,而同一书号重印时,是量的另一个单位了。

还有一项有趣的问题。同一书号印制一次,书本量越大其平均成本越低,所以从每本看,其平均价是高于边际成本的。上文指出,这不是适当的量度。我们问,要是用这量度而又从传统的角度看,价高于边际成本,无效率(inefficient)之说可以成立吗?答案是不可以的。任何出版商会告诉你,一个书号的书本量太多,免费送给他也不要。我们不妨回头看本书卷一第五章第六节──《何谓量?》──的关于维他命丸的例子。买一瓶多种维他命丸,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一个消费者会认为某些维他命太多,某些太少。消费者的有关衡量,是一整瓶之价与一整瓶给他的边际用值。这好比买一个苹果,你可能认为太甜,糖分太多,糖的边际价格是零你也不想多要,但衡量整个苹果,你明知是太甜也买了下来,何无效率(浪费)之有?

第二个出版行业的层面,是出版商与发行商之间的。这里,出版商的成本曲线,再不能以书号为量的单位,而是要以本数计。有两个原因。其一,以香港为例,发行商取货不是取一个书号的总产量,而是每次取几本至几千本,次次不同,是以本数算的。其二,出版商向印刷商以书号订货,书出版了,签了合约,作了承诺,原则上不能反悔,书号的总价成为历史,再不是成本了。书的成本要转向租值的角度看。付出了多少或不能反悔的,无关宏旨。有关的是考虑可以卖出之量与价。这种收入是租值。租值是成本,但不是历史的印制成本。

以每本看平均成本,出版商要在租值之上加上存仓、处理及交易等费用。这样看,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容易成立的。其细节内容读者可以想出来。

第三个层面,是发行商与零售商(书店)之间的。是以本数为量,其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发行商生意骤增时车辆不够,人手不足,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发挥其效果,使平均成本上升。

最后一个层面,书店与买书消费者之间的,也是以本数为量。这个层面,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效果最明显。一家书店的可用面积不容易随意增加。书量多了,互相挤逼,每本书能卖出去的机会下降,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卖出,其平均成本就上升了。

让我作一个简略的总结吧。一个行业的成本曲线可以很多,但我们选用的只是那些与真实世界的行为有关的。有关的不多,但要以每个不同的层面划分。需求的组合不同或生产的层面不同,我们就要用不同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来处理。量的单位重要,不可以乱选。以书号为量是因为印制之价是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而定的。其后拆散出售,量就要转为以本数为单位了。

要注意的是一条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或经济学上的任何曲线,或任何数学方程式),其阐释要讲内容,要讲含意。曲线的本身就只是曲线一条,对解释行为用途不大。要解释行为,我们要加上内容,越充实越好。同样的一条曲线,在不同的阐释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所以我强调:理论要简单,但要有复杂的层面;要浅,但要有深入的含意。这样,一条曲线运用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经济解释》之四十二)

第七节:专业生产成本大跌

马尔萨斯(T。 R。 Malthus,1766…1834)在一七九八年提出有名的「人口论」,很悲观。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geometric progression)上升,而物品供应只能以等差级数(arithmetic progression)上升,僧多粥少无可避免,最后的人口均衡点,是仅足以餬口的物质享受,以饥饿淘汰不适者。

历史证明马尔萨斯是错了的,大错特错。今天的世界人口,比马氏时代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生活水平却大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二百五十年前的人大约多活三十年。今天在香港的中等人家,除了大屋与醇酒美人,比三百年前的皇帝还要生活得好。

据说中国在明代初期,人口大约六千万,今天上升了二十倍。虽然二百年来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但只经过二十年的制度改革,今天的一般生活水平比明初时高得多。是的,虽然今天中国还有很多老百姓贫病交迫,但生活享受还是改进了,平均寿命增长可能不止三十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口大升而物质享受也大升?科技进步当然有关,但正确的阐释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

在卷一第七章我说过:

「以交易而交征利,与没有交易相比,个人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易。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易,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易利益少得多,甚至微不足道。」

在课堂上我喜欢举原子笔(国内称圆珠笔)的例子。原子笔尖端用的圆珠,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发明。这发明佷有名,因为当时非法抄袭制造的人无数,持有发明专利的以法律起诉频频,但抄袭的见有巨利可图,乐意赔偿给专利者。

今天的原子笔,比五十多年前的质量高得多了,圆珠再不漏油,其制作牵涉到塑料的发明,金属的混合,石油工业的油墨,也要论设计等。要是这些发明完全不存在,一百个天才,让他们穷毕生之力,原子笔可以制造出来吗?我认为成功机会甚小。今天一枝称意的廉价原子笔卖多少钱?港币一元,其中大约八毫是市场的交易费用!

一个香港的平凡大学生,替中学生补习,需要用多少时间才可赚取一枝原子笔呢?答案是:二十四秒!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工作二十四秒时间,可以买得一枝一百个天才穷毕生之力也不容易造出来的原子笔。交易之利,何其巨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呢?经济学的传统答案,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佛利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在卷二第二章的第二节,分析「比较成本」时说过了。比较成本的理念,无疑可以解释专业生产的行为,但我认为不是佛老说的那样重要,因为专业生产还有其它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生一样,每个人的比较成本相同,专业生产还会发生。除比较成本外,专业生产还有其它三个因素,可能更为重要。

(一)分工合作。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指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是史密斯于一七七六年提出的。史前辈显然认为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经典巨著──《原富》──一起笔就谈这件事。

史密斯以制针为例。他调查过一家小型的制针厂,生产只用十个工人,每人造针的一部分而合并。史前辈说,要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独自造针,每天造出一根针也不容易,二十根绝不可能。但他调查的小型制针厂,十个工人每天可造出十二磅针。那是四万八千根以上,等于每人每天生产四千八百根!这是分工合作的奇迹。我们在前文说过,产量越大,可以选择的不同生产方法越多,而分工专业有很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可以选择。

(二)熟能生巧。前文说过,熟能生巧也是要产量够大才可以促成的。这与分工合作有关连,但理由并不一样。我调查过一家玩具厂,差不多全部制作用件工。制造塑料洋娃娃,我特别欣赏一个以油墨替娃娃涂上眼睛的工人。只涂眼睛,其它的娃娃事项不干。这工人涂上眼睛后随手把娃娃拋进竹箩子内。试想,油墨未干,娃娃拋进箩子,一不小心油墨就会弄污箩中的其它娃娃。我见到的那位工人从不出错,快如闪电,似乎连看也不用看就拋得层次井然。此乃熟能生巧也。

(三)知识累积。这是最重要的,但奇怪地似乎没有分析提及过。有价值的知识或发明,不仅可以改进,而且有比万里长城更顽固的存在性。人类五千年前的好些发明,我们今天还在用。是的,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资产,一旦想了出来,驱之不去。知识资产既可以改进,也可以增加,积少成多,可以永无止境地累积,以至多得难以想象。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发达既可带来新产品,也可大幅度地使生产成本下降,而最近的半个世纪,科技的进度简直如天方夜谭,是五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的。我要指出的重点,是知识累积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先决条件,而这累积是非专业处理不行的。累积了的知识的改进,也要由专业处理。

想想吧,天下间的知识那样多,那样广,那样复杂,一个人所能学得或记得的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改进也不容易。知识的累积若由很多的人专业处理,会变得庞大之极,而持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合作研究,相辅相成,改进就容易得多了。今天,先进之邦的私营研究实验室,都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你的居所是小康之家,在室内环目四顾,你不容易找到一样物品不是经过多项的发明,及数以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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