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中国的-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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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展出的夏子阳《使琉球录》（1606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所绘“琉球三十六岛图”及“琉球地图”（1719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1764）、李鼎元《使琉球记》（1802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大日本全图》（1876年）等史料，都记录了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历史上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的铁证也得以淋漓展示。
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1562年），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此为中国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管辖的最早记载之一。
郑舜功《日本一鉴》（1555年），陈述当时中国已从地理角度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明末施永图《武备秘书》，承袭了《筹海图编》将钓鱼岛列入海军巡检防御范围内的记载，表明明朝对钓鱼岛连续无间断地管辖。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黄叔短êＪ归堵肌罚�1736年）的记载，说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管辖。范咸《重修台湾府志》（1747年）记载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陈寿祺等《重纂福建通志》（1871年）将钓鱼岛等岛屿列为台湾宜兰县海防要冲。邹世诒等《皇朝中外一统舆图》（1863年）清楚地标出以姑米山为琉球国界，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归中国版图。民国34年（1945年）3月，由内政部地图发行许可、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出版的《中韩日形势图》明确标出钓鱼岛、赤尾屿、黄尾屿的地理位置，表明这些岛屿为中国领土。
国家图书馆还展出了向达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著《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历史和归属问题》，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外交部有关钓鱼岛声明等资料。
一厢情愿 一意孤行——三问日本“购买”钓鱼岛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陈玉明、徐松、毛一竹） 一边是日本方面一厢情愿地把钓鱼岛“收归国有”，一边是中国方面公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
钓鱼岛，再次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他人岂能买卖？日方为霸占钓鱼岛编出的种种说辞，为何站不住脚？钓鱼岛事件升温，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日本挑起“购岛”闹剧居心何在？
“购岛”闹剧是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最严重的单边行动，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分析人士认为，日方上演“购岛”闹剧，不仅出于其国内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更蕴含着中日国力此消彼长、日本对二战清算不力等深层次原因。
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表面上看是政府出钱购买私人土地，以维持钓鱼岛现状，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显示其对钓鱼岛的所谓“有效控制”，达到向国际社会“宣示主权”的目的。
“窃岛后，日本可能进而要求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以钓鱼岛为基础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企图进一步攫取相应油气资源。”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张海文告诉“新华视点”记者。
此外，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岛具有巨大战略和军事价值。钓鱼岛位于台湾和冲绳之间，处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一线，是外海进入中国的跳板。“如果日本控制了该海域，无异于扼住了中国向太平洋纵深地区进出的咽喉。”张海文说。
近年来，日本政坛混乱不堪，首相因政局动荡更迭不断。以野田为首的日本内阁已遭到众议院多次问责，执政的民主党和在野的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都很低，出现日本政局右倾、地方右翼势力集结，逐步形成“第三极”的新动向。
“野田政权出于挽救民主党颓势地位的考虑，欲借购岛之举在未来的大选中获得中间选民和右翼势力的支持，并试图将日本民众对经济下滑的不满情绪外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说。
刘友法认为，当前，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一事实，使得许多日本人难以接受并陷入焦虑，担心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时不我待”，不惜在钓鱼岛问题上放手一搏。
从深层次看，战后日本始终没有对二战战争罪行真心悔悟、彻底清算，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国内右翼思潮的膨胀和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和部分保守派政客正在借助深化日美同盟之机，通过类似钓鱼岛这样的问题与邻国不断制造摩擦，意图挟美国之力摆脱战后体制，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一步步接近其“普通国家论”所诠释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可谓背信弃义之举。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值得相信？”高洪说。
日方种种说辞为何站不住脚？
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然而，为将钓鱼岛据为己有，日本政府苦心孤诣，编造出毫无道理的种种说辞。
——说辞之一：钓鱼岛是“无主地”，按照“先占”原则，谁先占了就是谁的。
钓鱼岛是“无主地”吗？当然不是。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钓鱼岛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无人岛”不等于是“无主地”。事实上，钓鱼岛列岛从明朝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确定钓鱼岛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
——说辞之二：《波茨坦公告》未涉及钓鱼岛问题。
事实是这样的吗？李国强等专家指出，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附属协议——《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明确规定了日本的版图，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这里面并不包括钓鱼岛列岛（钓鱼岛列岛最北的黄尾屿的坐标为北纬25度56分，在北纬30度以南）。
——说辞之三：《旧金山和约》规定把钓鱼岛交美国托管，日本是从美方手中接过管辖权的。
李国强说，首先，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次，《旧金山和约》也并未明确提及钓鱼岛。1953年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第27号布告），擅自扩大美国的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美国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美国托管钓鱼岛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1971年美国将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自然也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美国方面也承认，“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方提出搁置争议，当时日方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从法理上说，这是有法律效力的。现在日方不承认这种共识，是对当初立场的一种背叛。”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龚迎春说。
日本欲将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钓鱼岛事件不断升温，中日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日本作出这样的极端决定，将使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日方必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李国强说。
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近代以来所遭受的风风雨雨，足以映射出整个中国的百年沧桑。→文·冇·人·冇·书·冇·屋←
在日方挑起“购岛”闹剧后，中国政府随即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
李国强说，1992年中国就公布了领海法，但一直没有公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遗憾的是，中方的克制并未换来日方的尊重，相反，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挑战中国主权。”
钓鱼岛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如果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单方面破坏共识，采取行动，中方也就没有义务继续保持克制。”龚迎春说。
龚迎春等专家认为，随着中日外交关系陷入僵局，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将受到影响。“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而日本仅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日本对华贸易长期顺差；如果中日经贸关系遇冷，日本经济受到的影响比中国更大。”
事实上，近期由于日本抓捕中国保钓人士、搞“购岛”闹剧，中国国内民众对日本的评价急剧下降，“双方经贸关系难以避免会受到负面影响。”龚迎春认为。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方面，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卿说，日本应该改变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思维，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应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增加互信；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中国会进一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最终是给日本自身带来损失。
中日双边关系修好不容易，变坏很简单。
李国强认为，目前我国出动海监船、渔政船的频率高了，这种和平执法方式显示了大国风范。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以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