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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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6月，广东省有关单位在这里建宿舍楼，发现此墓，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于8月开始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科学的发掘。
这座墓葬构筑在象岗的腹心，距岗顶深20米，南北向。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共六室，墓室全长10。85米，最宽处12。43米，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最大的一块是前室顶盖石，长2。5米、宽2。2米、厚24厘米。前室、后中室有石门封闭。墓室深邃阴森，俨然地下宫殿。
随葬器物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竹木器、丝织衣物等10多类。数量很大，目前已知的就有1000多件。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约500，多件，其次是玉器，约200多件。
重要的随葬器物有铜编钟（3组、27件）石编磐（2组、18件），南越式的鼎和提桶，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长达3米许的铜架大屏风，直径41厘米的人物画像镜等等。
墓主置后中室，葬具一撑一棺，骸骨、棺撑已朽。墓主着玉衣，腰问两侧10把宝剑，头部放金钩玉饰，脚前戴金玉玻璃珠串，玉衣上下铺盖数十件大玉璧，直径大多在30厘米左右。足端棺撑之间还堆放100多件仿玉的陶璧。外撑头端平叠7件大玉璧，玉璧下有盛满珍珠的漆盒，还有雕刻精美的角形玉杯等等。
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日：“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越国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传5世93年。关于它的历史，《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有简明记载，但有缺佚。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如同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墓葬发掘以后，各方单位拟就地筹建博物馆加以永久保护，供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参观。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的2000年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
第九章
南越国的兴亡
吕后下诏，割断汉越经济联系。南越王赵佗震怒，发兵攻掠长沙。吕后归阴，举朝震动，吕、刘两个政治集团的纷争由暗转明。未央宫刀光剑影，长安城血水涌动。新天子即位，“文景之治”再展大汉雄风。南越国的再度臣服与叛乱，汉武帝大军兵发岭南。天下一统归大汉…
五岭起烽烟
就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而言，在惠帝执政期间，汉王朝和南越国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发展。惠帝在位七年而崩，接下来由吕后执政。吕后执政的前四年，汉越双方的关系还能勉强维持原状，第五年（公元前13年）春，汉越关系发生了变化。
吕后五年春，吕后突然下诏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等运往南越国，并颁布所谓“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不但有断绝与南越国贸易的内涵，而且有歧视南越国的意味。
秦平岭南，推动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在岭南许多地区逐渐推广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岭南地区对这些生产工具的需求量日渐增大。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岭南地区发展到了南越国时期，仍然不能制造这些用于生产的工具，而必须从中原输人，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南越国对中原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关系。如今吕后突然下诏禁止向南越国输出这些生产工具与牲畜，无异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给南越国的经济以重大打击。面对吕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歧视，南越王赵佗迅速作出反应。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也不知道吕后为什么下这道诏令的情况下，赵佗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估计，“今吕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也就是说吕后听信了长沙国的谗言才颁布这道诏令的。谙于政治的赵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派人向汉廷说明才是上策。如若此时反汉，则未必能取得胜利，想到这里，赵佗强按心中的怒火，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令赵佗意想不到的是，吕后不但毫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的高级官员，不久还派人诛杀了赵佗在中原的宗族，并捣毁赵佗父母在老家真定的坟墓。
自古以来，对葬礼的重视已成为各民族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之一。在孔子时代就强调孝事父母的中原汉族人民更是这样，焚毁别人父母坟家之举被认为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点，早在以前的战国之时就有实例可证。如燕昭王与其他几国联合进攻齐国，占领了齐国的绝大多数城池，这时齐仅剩下即墨、营两城，攻即墨的燕军十分残暴，公然在即墨城外“尽掘垄墓，烧死人”，焚毁即墨人民逝去亲人的遗体，使守城的“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由此可见人们对祖先坟家的重视程度。
当吕后残忍、暴决无常的做法传到岭南后，赵佗怒不可遏，愤然说道：“先前高皇帝任命我当南越王，准许两国自由贸易往来，而今吕后采纳奸臣的建议，把我们视为蛮夷，不准卖给我们东西，这一定是长沙王进献谗言所致。”悲愤交集的赵佗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拒汉称帝。
这年春，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并“恨长沙王图己”，而发兵攻打长沙国，连破数县而回。
吕后听到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的消息后，大怒。立即下令削去赵佗以前受封的南越王的爵位，并派遣汉朝将军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澳率兵征讨南越国。由于赵佗在南岭战略要点早已派兵据险筑城，严加防守，所以汉军进军受阻。加之由于此时天气酷热，汉军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多染疾病，汉军的玫势始终未能越过南岭，致使汉越两军在以五岭为主要争夺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长期的僵持对峙局面。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吕后死后，汉军见难以获胜，才开始罢兵休战。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造成汉越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局面，完全是由于吕后政策失误所致，究其原因，则是她缺少对东南地区形势进行充分认识的缘故，南越的反叛不仅使汉朝在东南边睡战火重燃，而且留给后世许多隐患和函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隐患是，汉伐南越，不但没有达到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个结局使得南越国在它周围地区的威望陡然增高，许多邻国不得不对南越国谨小慎微地另眼相看。不仅如此，赵佗借着他在汉越战争中的余威和汉王朝无暇南顾的机会，以兵威边，迫使相邻的闽越、西｝；骆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建立起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对汉王朝的南部边睡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血溅长安城
公元前180年春三月，吕后在霸上主持祈福驱灾大祭，回宫途中，经过软道（古亭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北），看见一个东西，像一只青毛狗，前腿微屈，流星般直扑吕后腋下，惊愕之间，那个东西忽然不见。吕后心里发毛，就命令巫师占卜，巫师说：“那是赵王刘如意的冤魂。”吕后听罢毛骨惊然，立刻就觉得腋下痛楚，与日俱增。
这年秋七月，吕后病情越来越沉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这生命的最后时日，她清楚地知道刘氏集团决不会甘心屈居吕氏集团的淫威之下，似乎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阵凉意，因而精心做了应变的准备。她任命外戚集团中的箭垛式亲信人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帅北军；梁王吕产统帅南军，控制了首都和宫廷的卫戍部队。
吕后临死前，觉得有件事总是放心不下、又把吕禄、吕产等人找来，谆谆告诫说：“高皇帝平定天下以后，曾和大臣们订立盟约‘非刘氏子弟而封王的，天下共击之。’现在吕姓的封王，大臣们都不服气。我死之后，皇帝年幼，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变乱。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兵权，严密保卫宫廷，千万不要为我送葬。否则，一旦离开军营，万一有变，你们就要为人所制了。”吕后的一番话，吕禄等人信以为然。
不久，吕后死去，遗诏大赦天下，任命吕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当皇后，审食其为太傅，为巩固吕氏集团政权做了最后的努力。
吕后大肆封王诸吕的活动，势必排斥刘氏贵族及其他功臣宿将的仕途，自然要引起他们的不满与反抗。当然，吕后健在之时，凭着她的权威和智谋，暂时谁也无可奈何。但是，这个靠山却不能构成永久的防线，一旦吕后死去，这些靠裙带关系受封或升迁的吕氏宗族成员，必然要遭受到刘氏集团的猛烈反击。
吕后之死，为刘氏集团向吕氏集团发动进攻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借助这个机会，刘氏集团加快了准备发动政变的步伐。吕禄、吕产也感到形势严峻，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打算先发制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南北军向刘氏集团发难。
南北军是西汉初年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南军归卫尉统领，分别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负责守卫两宫。北军归中尉（后改名为执金吾）统领，负责掌管宫城以外、京城内的治安。未央、长乐两宫位于长安城南部，所以卫尉统率的军队称南军；长安城北部归中尉，所以中尉统率的军队称北军。南军从各郡国选调，总数约有一两万人；北军由三辅（京兆尹、左冯姗、右扶风）选调，总数达几万人，实力上超过南军，成为护卫和稳定京城秩序的重要力量。
诸吕暂时控制着关中和京城的局势，把持着朝廷大权，但他们也深知刘氏集团具有很大的潜力，因而对于是否立刻在首都动手以诛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