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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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邦迪在《美国在南越和东南亚的政策》一文中写道：“美国必须在印度支那填补真空，否则共产主义就会把它接管过去；如果共产党国家进行侵略得到成功，其内部演变过程就会推迟甚至中断。”文章承认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但主张美国决不能撤退。文章说：“只要南越还准备打下去，撤出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牵涉到的东西是自由事业，这种事业我们是决不会不参与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撤出南越正同把越南交给共产党人一样。这种做法不仅是轻率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洛奇文章写道，“在地理上，越南处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广大地区——东南亚的中心，这个地区拥有2。4亿人口，从北到南计2300英里，从东到西为3000英里。湄公河，世界10条最大的河流之一，在南越入海。在越南保持或具有影响的人，能够影响下列各地的前途：东边是菲律宾和台湾，西边是泰国和缅甸以及它们大量的大米剩余，南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它们的橡胶、石油和锡。如果南越共产主义化，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先后深深感到不安。”
洛奇文章最后说：“每当有一些风吹草动就着起慌来，这并不是美国传统。如果我们决定只关心美好的、平静无事的、有秩序的国家（不需要我们帮助的国家），而把所有狂暴的、棘手的、困难的地方都放弃给共产党人，那未我们很快地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狂暴的棘手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直接以毁灭美国为目的，将使我们现在在越南的努力看来好像是一杯最温和的红茶。”
约翰逊政府坚持和扩大侵越战争的政策，在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辩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美国人民是坚决站在主张立即停止越南战争这一边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多米诺”理论是有道理的，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主张谈判应从实力而不是从软弱地位出发，现在谈判“不能在任何方面加强或改善自由世界在那里的地位”。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麦吉强调说：“历史赋予美国人民一项极其艰巨的却又是不可推脱的任务：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稳定界限。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要棘手和更加复杂。我们为赢得这个机会已经付出的代价理应使我们每晚都做噩梦。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机会，将决定历史发展的道路。”
然而，参议员魏恩·莫尔斯的发言却与盖耳·麦吉参议员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认为越南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莫尔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离开南越》的文章中说：“10年前，美国在南越着手进行一项已经过时约100年的冒险。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结束它们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的时候，美国却开始试图在亚洲大陆建立它自己的滩头堡。”
“虽然美国出席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拟订了法国从它的印度支那旧殖民地撤退的协议——它却拒绝在最后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的一部——南越也拒绝签字。美国开始实行一项对南越的一个新总理提供大量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位新总理，据我们看，是最可能保持一种亲西方的倾向的。到了要在整个北越和南越进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1956年选举的时候，我们和在西贡受我们保护的吴庭艳认识到，胡志明的信徒不仅会在他自己的北越获胜，而且也将在南越获胜。南越拒绝进行选举。”莫尔斯指出，“在过去10年中，我们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帮助一个自由政府抵抗共产党颠覆政策。但是，南越从未有过自由政府。在南越存在的10年中，它的历届政府都是由美国替它选择出来并且是用我们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的。”
莫尔斯写道：“西贡接连不断地发生政变和美国大使馆一个接着一个地拼凑政府，已经把我们的解释的欺骗性暴露无遗。被怀疑为赞成中立主义或赞成以任何谈判形式解决内战的领导人物，都被坚定地从政府行列中排除出去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们用来操纵政治和军事领袖的主要工具，是关于我们援助的各种威胁和诺言。在一个1400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援助现在达到每年6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个数目并不包括维持驻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顾问和大批飞机的费用。”
“事实上，官方对于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的解释，现在已经不用‘帮助一个自由政府’的说法，而大谈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威信是我们在越南的赌注。至少，这种解释更接近真相。事实是，在1954年法国人撤走的时候，美国接管了印度支那的这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挤进我们从前没有呆过的东南亚之后，使我们在亚洲的威信成为问题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共产党人。”文章进一步指出，“凭我们巨大的财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支持目前在越南的战争活动，即使战争活动扩大。但是，这个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并由我们选择西贡的统治者，就总会引起反抗。”
莫尔斯强调，美国现在的做法非但不能维持威信，反而在破坏威信，因此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文章最后说：“许多国家，东方的和西方的，都已经使自己适应的亚洲旧秩序结束了，我们最后也将这样。唯一的问题是，在此以前，为了试图拨回时钟，我们将浪费多少鲜血和金钱啊！”
在美国参议院辩论越南问题时，弗兰克·丘奇发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能够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曾经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们又显然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有关。在短短30年内，过分的孤立主义变成了过分的干涉主义。”
丘奇认为，美国要帮助亚非政府反共，力量有限，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美国就无能为力。西贡失败是因为缺乏内部团结。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是“多米诺骨牌”，它们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遏止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在其周围建立一系列稳定而独立的政府，故应通过协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的总统所担负的作出决定的重大责任。”弗兰克·丘奇说，“我们最后要记住，总统的印釜上刻着的是一只美国之鹰，一只鹰爪抓着的是一束箭，另一只鹰爪抓着的是橄榄枝。审慎地同时使用箭和橄榄枝，体现了我们要避免在亚洲扩大战争的最好的希望。”
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1965年4月1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的文章中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美国在南越遭到袭击，濒临失败的边缘，但它决定把战争推进到北越，主要不是为了挽回败局，而是为‘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打基础。为了证明这个新政策是正确的，就必须证明北越是真正的敌人。白皮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种证据，”文章继续写道，“直截了当他说，白皮书是一个惨败。它的论断和为说明这些论断所引用的事实矛盾百出，简直荒谬绝伦。”
“人们要问，卷入亚洲大陆上的一场内战而且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是否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我们不能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而且单方面把它扩大力国际战争，难道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吗？今天法国的威信比它11年前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时候或5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时候的威信更低了吗？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由于集中必要的智慧和勇气来清算一个正在丢掉的事业而赢得了威信吗？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尽量不计较自己的威信，难道不是伟大的标志吗？”文章最后希望和祈祷美国政府从现实出发，以免“把我们从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引向深渊的边缘”。
一向被认为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密切关系，被认为美国陆军在新闻界最权威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怎么办‘逃’还是打？我们应当做‘鹰’还是做‘鸽’？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现在就谈判？”接着鲍德温列出了九种反对战争和主张谈判的说法并对此进行反驳。他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继续对北越和老挝的越共供应线、兵站等等进行猛烈海空袭击”，“对北越进行无情的、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的和陆军的炮击辅助空中轰炸”，“少则派3到6个师，多则派10到12个师”到南越去作战。
马克斯·约翰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军事编辑，是一个已退休的少将，曾先后任第八十步兵师参谋长，侵朝时期的第四十步兵师副师长和第八军副参谋长等职。他著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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