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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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由驻在4个军事哨所的近800名正规军和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1000名“自卫民兵”担任看守。在这样一个小地区有这么多的军队驻守真可算不少了。乔森潘在报告中指出：
“尽管有这些措施，我们通过做耐心的、秘密的工作，还是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些村子。因而我们能够把自卫民兵中的60％争取过来，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同当地居民密切合作，终于设法在1971年11月18日重新解放了戈索了岛，并于次日解放了罗卡戈伊和卡哥……两万多居民获得了自由，缴获了步枪400多支及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4个军事哨所中的3个被消灭了。在磅湛的北部也同时采取了行动，但朗诺的军队吓得不敢离开城市前往救援。乔森潘强调指出，农民渴望过不受束缚的生活乃是主要因素。总的说来，解放区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作用，吸引着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来。
“我们最不喜欢战争，而且我们竭尽全力要避免战争。但是，战争既然降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我就必须指出，除了尼克松的轰炸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外，战争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超人的努力。”西哈努克说，“有些问题，在和平时期本来可能得花好几年才能解决，现在只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解决。尼克松不会想到。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我们的公民们实现了高度的民族团结，使我们还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成了革命者。”
正是美国的入侵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政变，促使了柬埔寨人民的新觉醒。他们从美国的炸弹和朗诺的欺凌勒索中，进一步认识到，谁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准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决心拿起武器投入到“抗美救国”的伟大洪流中去。
柬埔寨的抗美救国牛争，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西哈努克说，他之所以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原因就在这里，欲知中、柬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西哈努克话友谊
中柬两国情谊深，自古就是好近邻；
亲王侃侃谈友谊，患难之交备加亲。
柬埔寨发生朗诺集团的政变后，西哈努克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而没有设在莫斯科或巴黎。对此，许多记者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在政变之后马上就去北京呢？”
西哈努克回答说：“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这样决定的，拟定政变时间表的正是这两个阴谋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选定那么个时间和地点动手，使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莫斯科以后的停留地点本来就是北京。考虑到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进行反击，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本来是可以顺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西哈努克说，“可是，金边阴谋家们的行动促使命运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知道我马上能获得北京的支持，我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我表示过的感情，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由莫斯科抵达北京时，我从机窗先看到欢迎的群众，后来看到了外交使节们。等到飞机停止滑行时，我又看到周恩来同一群政府显要们走向机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周总理拥抱我并说：‘你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永远不承认其他人。’这只能证实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
谈起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谈到他对周恩来最初的印象时，西哈努克亲王说：“我是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周恩来的。那真是所谓一见倾心啊！就像我在此以前对戴高乐将军以及在这以后对毛泽东一样的倾心。世上只有这3个伟人！究竟他们有哪些共同之处能那样吸引着我？他们有伟人的朴素本质，他们尊重弱小者；他们尊重一个小国和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他们3个人都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有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别人的爱国主义很尊重的爱国者。尽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同戴高乐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发现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这两位中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戴高乐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万隆会见周总理以前，”西哈努克说，“我曾向我们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打听过有关他的情况。他们对我说，周是个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样把事情讲清楚，怎样去圆满完成他的任务。他说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国人来说，只要柬埔寨保持独立就足够了。’他说过，‘不过，别再落入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如果你们能保持独立，我们就支持你们，而且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包括桑·萨里、狄潘以及其他类似人物在内的极右翼的代表团。所以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他是个共产党，因此你得小心点。正是因为他有吸引力，他就更是个危险人物。”
“在我们头一次见面时，我就发现他豪爽、友好而且非常直截了当。他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的架子，但我感到他在我面前是个‘大人物’。他那朴素而谦恭的风度同有些打着美帝国主义旗号而又趾高气扬的小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马上对我的中立立场表示祝贺，并说中国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独立和中立的。”西哈努克说，“我们只直率地交谈了几句，可我们在万隆结下的友谊从那以后却得到了日益发展和加强。周恩来邀请我访问北京，我第二年去了。但自由世界对此惊惶失措了，特别是美国和我的一些邻国。甚至来自北京的英国代办也居然认为有必要给我来一点长辈式的警告，说什么‘他打心眼里并不希望我去访问北京’。他这话是在1955年香港英国总督宴请我的时候讲的，而他自己的国家却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谈到他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和友谊时，西哈努克说：“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1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像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又说：“1958年8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到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多次会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西哈努克说，“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譬如说，英国就曾建议我对英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西哈努克说，“但它的建议含含糊糊，还得加上诸如日期方面的限制，提醒一下英王陛下和大臣们在活动方面有许多承诺等等，所以我宁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特别是中国发来的直截了当得多的邀请。”
1960年，英同首相麦克米伦在那届联大会议上，曾邀请西哈努克访问英国，并保证说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他。第二天，他用书面形式把这项邀请肯定下来，但加上了这次访问“将不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条件。西哈努克鉴于这种情况，就很不客气地说：“我可不是一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一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事。”西哈努克介绍说，“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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