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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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人们疯了一样地能吃苦，她们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着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而且一进去就好几天不出来，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里一铺，裹着大衣躺倒，一晚上就捱过去了。
不像我们，早上去出，晚上回家，走也走不了多远，去到的也都是几天前去过的地方，采摘的也只是这两天新长出来的。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采木耳的人一多，它的生长就根本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
我妈决定不和他们争，她要去一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地方。有一天，热西达再来时，她和他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于是等下一次热西达再来时就多牵了一匹马。我妈和我叔叔带着两幅布料、几包方糖和几瓶罐头作为礼物跟着去了。这一次去了整整一个礼拜。
热西达家的毡房孤独地扎在后山一带的边境线上，那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迹罕至”。那里的林子更深密浓稠一些。我妈带去的几只编织袋全都满了。因为塞得太紧，还捂坏了很多。那一次是我们采木耳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
但没过多久，我妈新开拓出来的阵地又给攻下了——第二次他们俩再去时，发现那里也开始有人在活动了。野地里四处都有驻扎的痕迹。他们能去到的林子，能发现的倒木，全都留下了刀子剜过的印记。于是那一次，根本就是空手而返。
我妈真恨不得跑到蒙古国那边去找，看还有没有人跟她争这碗饭。
在等待我妈他们回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站在门口的草地上，遥望四面群山——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不曾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在他们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并因此对他们隐蔽了某种强大的力量。那会是什么力量呢？……我久久地张望。这时，远处有人群影影绰绰地过来了。我又看了好一会儿，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走到近前，疲惫不堪，背上背的行李破旧庞大。他们在我这里买火柴，然后用塑料纸把火柴包好，小心地揣进贴身衣服的口袋。我目送他们远去，他们因深藏着一匣火柴，而在身影中窜动着火苗。他们去向的地方肯定不是我所知道的这山野里的某处——而是与山野无关的，仅仅只是有木耳的地方。
就在那一年，据说甘肃宁夏一带闹旱灾，很多内地农民涌入新疆讨生活。桥头也来了很多。那些遭过天灾的人和其他的打工者很不一样，他们远离人群，从不和我们有任何往来。甚至都不到我们深山聚居点的商业帐篷区买东西，不在我们的饭馆吃饭。他们随身背着铺盖铁锅，扛着面粉粮油，成群结队绕过沙依横布拉克的帐篷区，远远地走着。过很久之后，还会再远远地出现一次。还是随身背着铺盖，扛着塌下去一大半的面粉袋，成群结队往回走。我们永远搞不清楚他们驻扎的地方在哪里，不知道他们如何维持生活。
那时候，只要是在山里讨生活的人，都在以采木耳为副业了。后来又有大量的人开始以之为主业。木耳明显地少了。于是除了采木耳以外，他们又开始挖党参，挖虫草，挖石榴石——只要是能卖到钱的东西都不顾一切地掠夺。弄得山脚下、森林边处处草翻泥涌，四处狼藉。当地牧民很不高兴，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允许乱拔的。于是，由于破坏草场植被而引起的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着。
有人开始偷偷摸摸打野味下山卖了，还有人背了雷管进山找野海子（高山湖泊）炸鱼。狩猎是违法的，粗暴地使用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而哈萨克牧人虽然曾经也有过自己的猎人，但他们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繁殖规律进行着狩猎行为，他们敬畏万物。他们的古老的礼俗中有一条是：不能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为食物，哪里像眼下这些人这般肆无忌惮？！也许正因为哈萨克牧人们与周遭环境平等共处，才能平平安安地在这里生存了千百年。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又能在其中维持多少年。
这原本天遥地远、远离世事的山野，突然全部敞开了似的，哑口无言。
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抬头看，天空仍是蓝汪汪的，似乎手指一触动便会有涟漪荡开。四野悄寂，风和河流的声音如此清晰。
更多的外地人和县城里的下岗职工、无业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进来。纷纷打听木耳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毫不犹豫地扛着行李投入山野。
当年秋天下山时，木耳已卖到两百块钱。刚入冬，就涨到两百五十块。
虽然价格涨了两三倍，但和去年相比，木耳的出售量猛地降了下来。到头来赚到的数字和我们年初预想的大不一样。这令我妈很不甘心，她想来想去，决定避开所有人，她要在冬天进山采摘。
冬天四处冰天雪地的，山脚积雪厚达十几米，道路完全阻断。况且那么冷，木耳早已停止了生长。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地方，在最后一批骚扰的人们走之后，在最寒冷的日子来临之前，可能还会长出一些。下大雪后，又被冻结在木头上，深埋在雪窝子里。
我妈很聪明，她不动声色，等所有人都从采木耳的狂热和遗憾中平复下来后，她才和我叔叔悄悄动身。临走时嘱咐我和我妹妹，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他俩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结果，直到他们两个回来为止，左邻右舍没有一个对他们的突然消失稍有好奇的，没有一个人问起。倒是我很有礼貌地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的情况，则一律被告之：“到县上办事情去了……”
我妈他俩单独去的，回来却是和一大群人结伴而行。
那时他们已经出去十多天了。我看到我妈脸都冻烂了，手上全是冻疮，肿肿的，裂了血淋淋的口子。
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收获的木耳拿出来给我们看。很少很少，看得令人心酸。
当他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他们从高山上坐在雪上顺斜坡滑下，半途被冰雪下埋藏的一块石头狠狠颠了一下，一头栽在雪堆中拔不出来；当他们刨开倒木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找；当他们天黑后走很远的路都找不到一个干燥而避风的地方过夜……
那一年春节期间，木耳涨到三百块钱。几乎所有采木耳的人家，存货全都脱手得干干净净。哪怕是挑木耳时筛选出来的碎渣子，都卖到了一百块。
我们反反复复对上门来打听的人说：“真的没有了……真的不骗你……”，可没人相信，总觉得我们是在屯货抬价似的。
“三百五十块钱行不行呀……三百八行不行呀……就求您了，给您算四百整！！”
到了这时，木耳的用处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作为礼品和一种时髦的消遣物，它的价值早就已高于四百块钱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比我们更灵活而又更繁杂缜密的心思。木耳被他们用来进行着秘密的交流，最终流传到一个与木耳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他们千里迢迢来买木耳，走进我家昏暗的房间，一声一声急切地诉说，失望地长久沉默。门外也有人在说木耳的事，他的神情在夜色里看起来神秘而别有用心。我们一打开门，他就停止了声音。但他还是站在那里不走。整个桥头涌荡着不安的漩涡。
第三年，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第三年伴随着木耳的狂躁，爆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据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新类型的瘟疫，我知道它也是与木耳一样的最新入侵者之一……大批牛羊拉去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封山了，戒严了。
我们因为晚了几天，就给堵在了桥头，原先的那些熟悉的守林员和检查人员全撤换了。边防站的人也死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
那两天又刚好连下了两场雨，想到木耳此刻正长得好，真是急坏所有人。于是有一些人忍不住绕过桥头，从西面那条早已废弃的天堑般的古牧道上翻过去。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到了，开始大包小包地摘了。于是更多的人都决定这么做，但大部分人到了跟前都退了回来——那条古道实在不是人走的路。
就是能走我们家也不能那样做。我们毕竟是开商店的，还有货物，必须得从能通车的路上过去。
很多人都是深更半夜出发，做贼似的摸黑徒步进山。被逮着就狠狠地罚款，但罚了还是要想法子再上。
我妈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四处受气。到了最最后，她一咬牙，给某些人许诺，下山后一定给留几公斤木耳，又花额外的钱办了一堆证件，这才被特别允许过了桥。
但是进了山才知道，里面已是一片混乱，里面所有的人都急于下山。在那里，抢劫的消息不时传来。据说就是那些逃荒到这里的内地人干的，他们以为他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秩序的地方——而实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他们下不了山，木耳脱不了手，换不到钱，买不到食物，活不下去。于是就抢。
这一带驻扎的毡房大多是把羊群交给别人寄牧的家庭，羊群已经到了后山边境上一带，毡房子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守着家里的牛群，生产一些乳制品。
那一阵子弄得大家都恐慌异常，一下子觉得无所依附。这深山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从抵御，无处躲避……还是祖国好，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公安局……深山里的安宁其实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