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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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在抗联发展比较稳定时期的数字，到后期抗联部队损失很大，周保中把所有撤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集中到一起，死活也编不满一个旅，就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了。

然而，单从人数上计算抗联将领的级别又不够准确。一个原因是在东北这个特殊战场作战，抗联多为骑兵（杨靖宇部多为步兵，是因为他进入山区作战时把马都送给老百姓了），一个骑兵的价值远比步兵要高；另一个原因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受制于后勤补给，由于王明、康生的瞎指挥，造成抗联根据地建设程度不高，后期更是几乎丧失了所有游击根据地，很多部队不是被打光的，而是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遣散人员。因此，留在主力部队的抗联战士往往都是战斗力特别出色的。

以杨靖宇的部队为例，我方记载杨靖宇身边最后两个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冒险出去购粮，被汉奸出卖为日军包围牺牲。而在日本《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文献资料集成》（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中则记录，这两名战士仅靠两只驳壳枪和围攻过来的大批日伪军苦苦周旋，竟然鏖战了30分钟才中弹牺牲，而此前朱文范已经负了伤！

抗联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曾在日本发现记载，1939年11月2日，日军一个炮兵分队在金川县会头沟（我方记载为回头沟）被全歼。后来日军师团长亲往致祭的场面，藏于日本军官田村仕次郎的私人相册。

这一仗，据我方记载就是曹亚范和杨靖宇共同指挥的，也是两个老战友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以曹亚范而言，他在第一军第二师担任师长时部下为一千余人，担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部队数量不详，但日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战史》中提到1939年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部下有官兵一千三百余，第一方面（军）应与之相若。抗联第一路军下属的方面军似乎内部是当作“师”来处理的，因此，陈翰章最后一战时日军称他为“陈师长”，金日成在回忆录中谈到组建方面军的时候也说是编成“新的师”。从军事角度来说，曹亚范指挥的部队相当于关内八路军一个主力骑兵团，但如果从其控制的游击区范围而言，又大大超出一个八路军独立师的范围。所以，若是粗略来算，他的级别应该是在八路军独立师师长（比如独立第一师师长杨成武，开国上将）和骑兵团团长（比如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康健民，开国少将）之间。

曹亚范作战颇为骁勇，在杨靖宇陷入重围之时，仍冒险率部杀入营救，2月18日最后的两名警卫员聂东华和朱文范牺牲后，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日军《杨靖宇讨伐壮烈实记》（满铁杂志《协和》记者宫本旅人作）收录“阵中日记”却记录2月21日在濛江城北大沙河与大批抗联部队发生激战，双方战斗达一个小时，接着2月22日，在濛江大牛沟再次与抗联部队激战，日军出动了飞机才取得优势。杨靖宇在23日，也就是第二天牺牲于濛江西南三道崴子，双方的直线距离只有七公里！

这支敢于突入日军重围中神出鬼没抢救杨靖宇的部队，据判断就是曹亚范所部。

在杨靖宇牺牲后，曹亚范仍然指挥所部顽强苦斗，联合其他抗日部队转战于临江、濛江、辉南、柳河、抚松等广大地区，继续在靠近日伪统治心脏的南满地区显示着抗联的存在。因此，曹亚范的牺牲，是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的一个重大损失，1940年4月，魏拯民在写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的信件中，开列的第一路军现存干部中，曹亚范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朴德范、韩仁和与徐哲。而在7月魏拯民写给中共代表康生（魏拯民不知道康生已被撤换）的信件中，描述了曹亚范的牺牲，称“曹亚范同志为队内叛徒所杀害，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瓦解，目前只有一部干部率少数队员继续抗日救国的光荣事业，此时若再有一步之误有全部瓦解的危险”。

对于曹亚范的牺牲，曾经有过战斗牺牲和被叛徒杀害两种说法，目前基本肯定曹是在1940年4月于濛江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

从目前新发现的资料看，无论是在魏拯民的信件中，还是日军的记录中都显示曹亚范确实死于内部人员的暗杀，这间接证实了曹亚范的死因。

根据《满洲国警察小史》（加藤丰隆著）第三部记载，日军是在金川、濛江交界处的九九九高地发现曹亚范遗骸并在附近留影的，称曹应该是死于1940年4月4日。虽然日军没有记录发现的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影中的日军已经换上了夏装，日军讨伐部队是在六月更换夏季军服的，因此曹亚范殉难的地点应该是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由于日军有在这一带多次与原曹亚范余部交战，先后使抗联损失约百名官兵的记录，因此，曹亚范的牺牲经过和地点，很可能是被俘的抗联人员向其提供的。

虽然曹亚范牺牲地照片上没有标明这具体是哪支日军部队，但从作战地域来看，发现曹亚范营地的这支日军，是日本关东军独立第八守备大队绪方讨伐队所部。紧挨着这张照片，是日军世田小队在讨伐作战中的照片，而世田小队正是属于绪方讨伐队的，这可算是一个佐证。

该大队是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入伍兵一律从新兵检查的甲等甲级中挑选，新兵训练打靶距离450米），在1939年9月3日开始按照野副昌德中将指挥的“三省联合大讨伐”部署，作为讨伐机动主力之一投入作战。这是一场针对杨靖宇第一路军的空前大讨伐，其兵力、物资调集十分惊人。实际上，该部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结束讨伐返回营地，已经到了1940年12月。

面对日军空前的进攻，抗联部队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将近15个月，直到1940年11月，已经弹尽粮绝的陈翰章，依靠最后一点弹药，还重创了紧跟追击的日军东宁警察讨伐队，击毙东宁县警察队副队长村上千代三郎，令苦苦追击的日军为之一滞。独立第八守备大队是野副昌德手中重要的机动兵力，但也在这次讨伐作战中屡遭抗联痛击，损失惨重。

独立第八守备大队辖有四个中队和直属队，本来计划以中队为单位编成四个讨伐队，但刚一出动，1939年9月24日第二中队就在寒葱岭为魏拯民、陈翰章等伏击，几乎全歼（仅二十余人逃出。抗联第五军也有部分部队参加战斗，牺牲一名姓任的团长），中队长松岛幸吉大尉阵亡，第四中队也遭到重创。由于第二中队基本干部损失殆尽，重建困难，所以实际该大队只编成三个讨伐队，发现曹亚范营地的是以第一中队（原驻蛟河，中队长绪方大尉）和“满洲四五一部队”为基干组成的绪方讨伐队。

这个绪方讨伐队，也遭遇了抗联顽强的抵抗，在这次扫荡作战中曾遭受过一次沉重打击。

绪方讨伐队遭到的打击是在他们翻越哈尔巴岭朝沙河掌方向“讨伐”的过程中发生的，当时其部队共计三个步兵小队加一个指挥班、一个辎重队。其行军队列以世田第一小队为先锋，走在本队前约一百米处，随后为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构成的本队，再向后为行李辎重队和第三小队。整个队列共有日军120名，辎重队则并非日军，而主要由朝鲜人组成，也有当地少量苦力，共计一百余人，每人携带30公斤辎重。

9月29日，经过两周的“讨伐”，该部行军到达四道沟地区，此处山势如同马背，十分险峻，日军在仅仅50厘米宽的道路上只能排成一列纵队行军，尽管中队长绪方理中尉很有战斗经验，尽量把战斗部队保持随时应战的队形，但是行李队不可避免地被拉成了长长的队列，而且行动迟缓，根据《独立第八大队队战史》记录，由于行李队行动迟缓，该讨伐队的行军队列竟然被拉到了四公里长。为了避免落后的行李队遭到攻击，绪方中尉特别命令桥本荣次郎少尉（战死后特进一级）指挥的第三小队充任“行李监视部队”，负责保护辎重。行进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行李队正走在最难行进的山路段上，突然遭到抗联游击队从侧翼的猛烈攻击。

日军推测，这支发动袭击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总兵力在三百人左右，他们从两侧凶猛地切入日军队列，双方几乎立即陷入混战。负责掩护行李辎重队的桥本荣次郎少尉犯了个大错误，他把自己的三十几名部下分散开来随行李队行军，现在前后距离达千米之远，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只能“三三五五”地组成战斗小组和抗联部队苦斗。只有50米的视界让猬集在路面上的日军只能挨打无法还手，这样的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兵力分散的日军逐一被击毙，等绪方中尉率主力回头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战斗早已结束。行李监视小队被全歼，桥本少尉胸部被数发子弹打成了蜂窝状，他们护送的辎重都被抗日联军夺去。

抗日联军没有为难无武装的辎重队员，保留了他们的性命。但当绪方中队长不得不靠空投获得补给走出丛林的时候，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肯定大大增加了关东军飞行队的负担。绪方讨伐队有一周的时间无法投入战斗。不过，绪方讨伐队的日军自述此后搜寻抗联部队的时候多了一种方法——他们会寻找抗联战士吃完后丢弃的日本罐头盒，这显然是“从我军掠夺去的”。

这一仗，酷似一个袖珍的平型关，至今不知道是哪支抗联部队打的。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杨靖宇、魏拯民、曹亚范和陈翰章，他们就是这样和日军顽强搏斗的。

绪方讨伐队的损失展示了抗联在日军的重围中，怎样机智勇敢地和敌军周旋。这些英勇的战绩，由于抗联第一路军仅有极少官兵幸存下来而无法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只有从敌人的记录中才能了解了。另一个例子是，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将军牺牲的时候，日军开列的他身边遗物中，竟有“电话机一部”。抗联显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