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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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在罗圈甸子遇伏时，韩述彭正跟随在其身边，共同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不料日军利用马蹄印追击，三天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冲散，韩述彭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人数较多且携带部分辎重，被日军误认为马占山的“本阵”，遭到重点追袭。韩率军经过连续急行军，认为已把日军甩掉，却不知日军正在其后蹑足紧随。28日晚，韩述彭部行至庆城县东山罗圈甸子时，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乃行宿营。不意29日拂晓追兵即到。部队正在民房内宿营酣睡之际，被日寇重重包围，遭到突然袭击。被惊醒后，韩述彭等全体官兵凭据村落房屋围墙奋起战斗，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这并非文学修饰，而是当时战场情况的写实。正是由于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兵确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犹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是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

其说明翻译如下：“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7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29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这时候，富冈鸟松上等兵愤然对左右战友道：“让我来吧，今天就当个肉弹勇士好了！”说着提起四枚手榴弹，冒着纷飞的敌弹，一步步冲向那所房子，到达投掷距离的富冈猛然投出了手榴弹。

这一弹正中独立房屋，剧烈的爆炸声中，一直令我军苦苦难制的敌机枪被炸得冲天而起。就在这一瞬间，富冈上等兵的脚部中了一弹，但他仍无惧色，继续投出第二弹，数名敌军被炸死，但自己胸部也中了敌军的第二弹。

“神一样的这名上等兵全身浴血，又投出杀敌的第三弹，但勇士自己也连中三四弹，终于像大树一样倒下了，遂成光荣的战死。”

尽管文中尽是对日军的溢美之词，但已经从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韩述彭将军所部在此战中的英勇顽强，他们在最后一刻仍为自己的生命向日军索取了高昂的代价。

这一战，根据战后的航拍照片，可见韩述彭将军据守的房屋位置孤立，因此难以突围，可能是参战官兵大多牺牲的原因之一。

和韩述彭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佟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连长于俊海等，其中李继渊是韩述彭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只有少数官兵躲过日军搜索，后归队带回了韩述彭阵亡的消息。

韩述彭向北冲杀的同时，马占山于混乱之中向东突围，因遭遇日军阻截，在最危险时马匹也被打死，身边仅剩一名卫士，并遭到四名日军的追击。马占山施展在绿林中练出的手段，在一片树林中静静等待日军搜索人员松懈，而后和卫兵突然出手，将四名日军全部击毙，夺其战马撤入深山，幸遇也突围入山的部将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以及随从卫队的部分人员，合兵共计42人，他们进入深山古林，从无人区行军四十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后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收集部队，继续抗日。

当时曾有很多人因马占山在1932年春曾接受伪满的官职而怀疑他的抗战态度，尽管一个月后马即重新举旗抗日，仍难以洗清自己。但这次九死一生的血战之后，马占山依然在万分艰难中坚定不移地领导黑省抗战，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重新信赖。

但日军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中方的造谣，直到1933年4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这出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关东军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九一八”事变中的“功臣”，日本陆军中将多门二郎为此被转入了预备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曾专门修建了一座忠烈祠，供奉部下抗日牺牲的烈士。其中放在最前面的即为韩述彭将军和刘桂五将军的牌位。傅作义将军为该祠题了“浩气长存”碑文。这座祠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清水川的岸边山脚下。

十六、刺杀关东军总司令

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一名身穿便装的中国抵抗者神情镇定，盘膝而坐。根据说明，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将军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因为事机不密不幸失败被俘，时在1932年9月8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手枪等所谓的“证据”。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少有才名，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是支持溥仪复辟的“股肱之臣”。同时，由于他在清朝就与日本人过从甚密而成为伪满建立过程中的牵线人物。因此，他在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他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他在伪满任职后，被视为大汉奸，其旧时朋辈大多绝交。说起来郑比后来接替他的张景惠还有些骨气，曾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满洲国”获得更多自主权。因此为日本方面所不容，于1935年5月21日“因病”辞职，1938年死去。一说郑之死为日本人毒杀，此说是否可靠存疑，但郑死前存款被冻结，家中被日本宪兵监视并限制出行，显然这汉奸的生涯也不是很愉快。　1932年8月前，关东军总司令是本庄繁，此后接任的是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与张学良亦相交甚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提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满蒙自由国家方案》。1931年9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因侵华“功劳”受勋一等旭日大绶勋章，受封男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1月20日自杀。

武藤信义，日本陆军元帅，接替被义勇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本庄繁后，镇压了东北义勇军主力的抵抗，又率军攻占热河。被日本人誉为“满洲国的守护神”。武藤信义是大正时代晋升的最后一个大将。1933年5月3日被授予元帅称号，7月27日在自己军事生涯的顶峰却得了黄疸病死在了长春，参谋副长冈村宁次送灵柩回了东京。追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8月6日追封男爵。

无论刺杀的目标是哪个，都是足以震动整个东北的。

历史上，抗日志士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的事件曾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生在黑龙江富锦，著名的“五顶山”事件，当时，隐藏在伪满军中的爱国志士常隆基孤胆刺杀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但由于子弹打中楠木口袋中的钢笔而失败（曾有常隆基战友回忆当时楠木实隆被击毙，应该是误传，楠木实隆战败时被俘，后返回日本，1979年病逝）。

同时谋刺伪满国务总理和关东军总司令，照片上的刺客可谓胆大包天，他又是什么人呢？

1932年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实施刺杀的记录还真是有的，而且目标包括了关东军总司令及其他多名高官。策划这次暗杀的，是与中国抗日力量结盟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关于刺杀的目的，从现在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对“破坏东方和平者严厉之惩戒，并使国联明了韩国民族反抗强日”。带着这样的决心，金九于1932年4月派遣韩国爱国团团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文和李盛发四人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暗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可惜的是，由于日方重视警戒，这次行动由于事机不密而失败。

按照礼仪，当时伪满总理郑孝胥到大连去参加迎接李顿的活动。他因此也成为这次刺杀的对象之一，是合理的推测。所以，最初萨曾经怀疑这名照片上的抵抗者就是柳相根等四人中的一人。但是此后的调查推翻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柳相根等和马占山将军并无关系。同时日军破案后迅速进行了审判和镇压，在题图照片拍摄的9月8日，四名行刺的朝鲜爱国团员都早已被杀，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了。

因此，这名照片上的刺客，应该是在策划另一次刺杀行动中被捕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他确有为马占山将军派遣的可能性。1932年9月，马占山将军正在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进行最后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单纯依靠残存部队获得胜利的希望渺茫，而马占山在东三省敌占区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从其能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与李顿调查团的直接联络就可以看出），所以，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对日军和伪满高层进行打击，是一种具有可行价值的战术。

不过，从当时的历史线索搜寻，这名“刺客”很有可能和马占山关系不深，而是与黄显声将军相交莫逆的原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歧。

张凤歧，祖籍山东昌邑，曾就读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后结识了后来的义勇军创始人黄显声将军，很快成为莫逆。1930年春，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随即调张凤岐任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前夕，沈阳形势日趋紧张，根据黄显声指示，张凤岐在沈阳城北组织了骑兵队，时刻准备抗击日寇。事变当夜，张凤岐向沈阳各公安局和公安部队传达命令：“原地坚守，不准撤退，拒击日军。”他自己亲自率队杀敌，同日军一直血战到9月21日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撤出城外。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