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都不曾忘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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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跟着凉了。母亲一直依赖着的希望没有了，她的心会不会就此沉进谷底呢？
结果完全相反，母亲的做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一辈子没跳过舞的母亲，让我们替她报名，她要参加秧歌队！
穿着大红大绿的母亲，样子很滑稽，扭起的秧歌也很生硬，但不管在晨曦里，还是夕阳下，我看到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我知道，母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活着，她在为她的亲人们活着，也为那些“辛德勒名单”上的病友们活着，就像杨姨一样。哪怕让她们多活一天，都是一次成功的拯救。
病情又一次严重的时候，母亲虚弱得很，额头上沁着大颗大颗的汗珠。这个时候，母亲的手机响了，我们知道，肯定又是病友打来的。母亲颤巍巍地接过手机，看了看那个电话号码，马上示意我们静下来，然后清了清嗓子，用比平常高了八度的声音对着电话欢快地喊道：“喂，老姐姐，你好吗？我啊，我好着呢，刚刚扭完秧歌，你看把我累的，气喘吁吁啦，哈哈……”
我们含着眼泪听着母亲在病床上撒谎。我们知道，杨姨走了之后，母亲终于成了那堵生命的墙上，那一块最坚强的砖。
你记住了谁的名字
◎马国福
在一个饭局上，一个食客说，他曾经和市长吃过一次饭，而且握过手，当时紧紧地握住市长的手，手心都出汗了，紧张又激动，心狂跳不止几乎要迸出胸膛了。顿时，饭桌上的人羡慕不已，一个劲地夸他荣耀。我问他：市长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他不太自信地说：应该记得吧。
我说：我不认识市长，市长离我太遥远了。我和我们楼下买烧饼的、修自行车的、送纯净水的很熟，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记得我的名字。每天上下班见了面，彼此热乎乎地叫着名字打招呼问好。
在座的各位有些不屑一顾，说：这有什么好记的？
我知道，我的话有点逆耳，让他们听了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所关注的人，像一粒沙，根本无关紧要。世俗的标准已经在他们眼里打上了标签，很显然，对他们而言，精英的名字才是值得记住的。
曾经，刚到新单位，有一天门卫收发报纸的一个小伙子来送信件。他出门后，我问同事，他叫什么名字？同事有些惊讶，说：问这干啥？我也不知道。他这么胖，就叫胖子好了。
说来很惭愧，我记性不好，也经常记不住人的名字。有一天下午，天突然下大雨，下班后，我没有雨具，站在单位大门口张望，犹豫着打的还是等雨后再回家。
门卫看到了我，他叫我名字，说：我这里有雨衣，你带回家吧。我晚上值班不要雨衣。让我窘迫的是，我叫不出他的名字，叫了他一声“胖子”表示感谢。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自报姓名。我穿上他的雨衣，准备回家，他说：你来了几天，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此后，你经常收到报刊、信件、稿费，真不错。我故作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写着玩呢。
末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似乎欲言又止。我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他回答说：请你以后不要叫我胖子好吗？叫我小×，或者直接叫我的名字好了。我的脸红了。
机关里有几个勤杂工，每天上班比别人早，等我们上班后，她们已经将楼梯、垃圾桶收拾得干干净净。机关里上班的人不论年龄大小，平时遇到她们叫小刘、小李、小赵。我估计知道她们名字的人不会超过一半。她们的名字被自己简称的姓氏代替。我曾仔细留意过，她们每天分两三次更换机关卫生间里的手纸、洗手液、垃圾桶。这让我很感动。可一想到有很多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有些悲凉。
在一个单位，很多人把领导的家属、朋友的名字烂熟于心，就是记不住一个默默在背后为他们服务的普通人员的名字。我深深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如果说人的姓名是一顶帽子，那么他的尊严、人格首先由他的姓名所凝聚。记住一个人的姓名很容易，只是我们不屑于记住或者不愿意记住。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普遍功利的时代，对我们而言，与自己最密切的人往往是与我们有利益关系的人。我们习惯于眼睛向上，脑袋向上，是因为奴性的思想已很微妙地渗透到我们心灵的每个角落。上望，我们才有可能分到一杯功利的羹，沾到一点权势的光，靠到精英的一点边。似乎我们或多或少与“上”与“精英”有关了，我们自身才有了被他人“上看”砝码和分量。这实在是荒谬、幼稚。
不错，这个一天天美好起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精英所驾驭左右。他们的名字被大众牢记在心，仰望、崇拜、追随。可我看到的现实是，有许多人连给自己送水、送报、送菜等从事所谓“底层”工作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不屑于放心上。这真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趋向。说重一点，这是功利人格的沦落；说轻一点，这是个人素养的霉斑。
记住并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仅是嘴里无足轻重的一口气，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一种平等人格的风度。就像洒香水，你自己身上洒上一点，不经意间和别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身上也会沾上一点。
我想说的是，那些微尘一样默默在我们身后或者不远处低头、弯腰、屈膝忙碌的身影，被我们忽略名字的人，是一把丈量活在这个尘世众生人格高度的卷尺，也是揣摩这个时代世态炎凉的温度计。
听母亲讲父亲的故事
◎郝冒新
从小母亲就常给我讲父亲的“城南旧事”，这些故事让我了解了别样的父亲。母亲给我讲的最多的是父亲儿时的那些事儿。父亲兄弟姐妹多，遇上大饥荒那年，家里僧多粥少，父亲常饿着肚子去上学。一天，面黄肌瘦的父亲被饿得够呛，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学校的方向走，经过一户人家时，那家女主人叫住了父亲。父亲抬起头来发现那是一位有点胖的中年妇女，她让父亲等一下，自己就转身进了屋子。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张黑黑的煎饼出来了，递到父亲手上说是给父亲吃，父亲连忙道谢之后就大口吃了起来，那女子笑吟吟地看着父亲。母亲讲到这段的时候，父亲常在旁边补白道，那张红薯做的煎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煎饼了。每当这时我和母亲的心里都会隐隐感到疼痛。母亲讲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总是会讲到父亲在放学后还要去割草喂猪，挣工分。一学期下来，父亲挣足了学费还有剩余，但父亲向祖父要求给他买一支圆珠笔，却一直未能如愿，父亲至今还耿耿于怀。
父亲初中毕业就早早地踏入社会了，一开始就干赶驴车拉石子的重体力活。父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因而我很幸福。无论向父亲要什么，只要父亲能做到，绝对二话不说让我如愿。我说要买支笔，父亲给我买两支。他常对我说，我当时没能上好学，你要努力为我争口气，完成我未完成的愿望。当我十几年寒窗苦读后，终于收到大红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父亲紧紧地抱着我，我看到了父亲欣慰的表情，而父亲的胡须扎疼了我的脸。
再后来，我听到了苏芮的那首《酒干倘卖无》，当她唱到“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时，我的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了，竟不知不觉流下了滚烫的泪水。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想起父亲，这是一首属于父亲的歌，让我想起他陪我走过的路，为我做过的事。其实父亲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含蓄，母亲想我的时候会直接给我发短信，告诉我她想我了。而父亲想我，我只能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又一次一整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
每年我过生日，父亲总是给我买一个大大的鲜奶蛋糕，而父亲却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而我们家把父亲的生日庆祝定在了每年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我想给父亲买一个电动剃须刀做生日礼物，告诉他胡须长了别忘记刮。不然下次我们父子相拥时，父亲的胡须又要弄疼我的脸了。
人生若只初相见
心一热，天就蓝了
◎李丹崖
吉姆一直有个坏毛病，那就是怕冷。只要是吉姆感觉到冷的时候，眼就发黑，视力也就下降，这的确是个可怕的怪病。
提及吉姆的怪病，不得不说说吉姆的身世。
吉姆5岁时就死了母亲，6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连续发了3天的高烧，狠心的继父不光不给他买一粒药丸，还把他扔在了鱼市拐角的垃圾堆里。
清晨，一个赶早的渔民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吉姆。渔民一边骂着哪个丧尽天良的家长，一边迅速地抱起吉姆向医院奔去。
在渔民的帮助下，吉姆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也落下了病根，只要是一吹冷风，吉姆就会感觉到天旋地转，两眼发黑，如果得不到温暖，他还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渔民把吉姆收在膝下，并把吉姆照顾得无微不至，出海打鱼这样的活自然是舍不得让吉姆去的，吉姆一个人待在家里，好不快活。
吉姆10岁的时候，由于整天和街面上一些小混混搅在一起，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没过多久，他就辍学了。
渔民一直把吉姆当成掌中宝，一个巴掌也舍不得打他。后来，在吉姆18岁的时候，加入了当地的黑手党，经常干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附近的邻居见了他，也都躲得远远的。但吉姆是个孝子，不管渔民夫妇对他多么严厉地管教，他一动也不敢动。吉姆知道，在自己面前的这对夫妇是救过自己命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哪怕是他们把自己杀了，自己也没有丝毫怨言。
20岁那年，吉姆从镇上来到了城市。他想按照父母的吩咐，在那里找一份工作。
逃脱了渔民的管束，吉姆像出了笼的苍鹰，更加的肆无忌惮。由于有在镇上的黑手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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