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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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和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共的主张。
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等人，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九一八”五周年这一天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和刘岱峰等人任委员。
阎锡山派专人到北平，当面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出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他们到达山西后，很快就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牺盟会的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他又接办了山西牺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曾写信给傅作义，鼓励他率部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和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共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的联合。
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毛泽东在1936年9月给这三个人写信，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从此，中共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给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写信，1936年就写了七十多封，最多的一天写了九封。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对她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写信给何香凝，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致信冯玉祥，赞扬他的“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他“登高一呼，众山齐应”。毛泽东致信蒋光鼐和蔡廷锴，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写信给北京大学的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致书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引用《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点，提出与邵力子联合。
中国共产党不计旧怨，多方联络在内战中曾多次交战的对手朱绍良和王均等人。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和山东的韩复榘等人，中共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爱国将领邓宝珊则一直和中共友好来往，他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奔走山西、河北和山东，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面对着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日，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就无法达到目的。前一阶段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的态度，是有可能转变的，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可以促进蒋介石转向抗战。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1）
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西安事变，审蒋变放蒋（2）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7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