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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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头目听了特使的报告，对张作霖非常恼火。他们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他们更有利。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接近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搞来一份情报：张作霖明天将会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于是，日本人想到了炸弹。他们要用一次爆炸来制造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的名义占领东北。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皇姑屯铁路段埋下炸药，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
第二天，张作霖一行警卫森严，从北京登上前清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他的包车位于列车中间。下午5点半钟，专列通过皇姑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轰隆一声巨响，专列和桥墩、钢轨一起被炸开了花，张作霖的包车崩出几丈之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底盘。卫士从破轮碎铁中找到了张作霖，他一只胳膊被炸断，鲜血从袖口流出，气息奄奄。与他同车的六姨太则当即死亡。
宪兵司令齐恩铭截住一辆过路汽车，把张作霖送回奉天大帅府。医官杜泽先立即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五十四岁的张作霖没有活过当天上午。他临终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皇姑屯爆炸事件之后，又有人向沈阳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个地方投掷炸弹。这些事件的主使者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在给日本出兵制造更多的借口。果然，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演习，剑拔弩张。此刻，他们只有一点顾虑：张作霖到底死没死？
日本驻沈阳领事要去张宅探望，被委婉地拒绝。张作霖的五位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欢声笑语，接待着借口慰问前来打探消息的日本太太们。东洋女人们远远地窥探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位夫人脸上并无悲色，应对十分从容，厨房每天照旧为张作霖开饭，杜医官照常天天来府上探视，填写医疗记录。东洋女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在爆炸中受伤而已。
张作霖遗言中所说的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邯郸指挥军队。正是他，决定对父亲的死暂时秘不发丧。他回沈阳奔丧的时候，担心日本人暗算，便剃了个光头，化装成一名士兵，昼夜兼程。等他回到沈阳，把奉军大部分撤到关外，才为父亲发丧。这一着果然有效，连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皇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日本传单“醒来吧，国防！”
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1）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