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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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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厂、两个大造机厂和一批配套厂。1969年造船基建项目只有54个,1970年猛增加到109个,1971年又增加到125个。但建成投产的项目很少,1971年计划收尾项目24个,结果足完成了两三个。由于力量分散,六机部1965年开始建设的一套船厂,年年是重点,建设了六、七年,至1972年只完成。

(二)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1969年11月,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主持召开6911会议,不通过国家计委,不找主管部门,擅自决定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向军工生产。他们借口战备,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下令民用企业改产、迁移,甚至拆毁,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损失。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至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说成是当年设计、刍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气愤地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林彪一伙鼓吹要用大计划保小计划,硬压军工任务,强占民用生产能力和材料。

1971年一机部系统就有146个厂承担了战备动员产品总装任务,其中生产矿山、冶金等机械设备的骨干厂就有76个。仅1971年7月一次会议,就压了一机部各种机械产品5528000台(件),要一机部一表态,二认账,三落实,否则不散会。沈阳120多个机械厂中,只有两个没有战备动员任务。天津手表厂承担高炮引信生产任务,结果全年少生产16万只手表,还使精密设备因生产一般产品受到严重磨损。全国2000多个县农机厂也大部分承担了常规武器的战备动员任务。1969年全国军工部门向冶金部要去的钢材,占全国可分配的13%1970年增加到164%1971年又增加到其中,高速工具钢中国年产量1万吨,相当于美国的产量,但中国的高速钢还要进口,原因是机床量只占全国20%的军工企业占用高速钢竟达全国的。

(三)借口战备需要,废除计划管理制度,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靠山、分散、进洞,造成浪费严重

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鞍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林彪更将其改变为靠山、分散、进洞。1969年7月,林彪在三北会议上以战备疏散的理由,不考虑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酒泉、包头的原子能工业要搬迁到内地的山区。二机部为此制定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揭露说:

黄、吴、李、邱在国防建设上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令人难以容忍。在四川江油修建的高空模拟台,主体工程本已定点,并开始施工,拟于1972年建成。

可是,去年7月间吴法宪窜到这里,只听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坐在望江楼上隔江一望,伸手一指,脱口就是一道命令:全部进洞!按照他的指令,要开凿一个长2882米、高21米、宽20米的大山洞,面积21335平方米,需开挖土石方30万立方米,并且限定半年内建成。为了这个洞,工地增加施工人员3800人,施工设备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到今年l1月底,仅挖了17800多土石方,约占总工程量的6%,预计要到年才能建成。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设,片面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分散在两个地区四个县,绵延120公里,仅铁路专用线就要建设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管理混乱,浪费惊人,群众气愤地说:这不是打人民战争,是打人民币战争。江西一个炮弹弹体厂与弹壳厂,本应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两处,相距150公里,建设了4年多,投资超过原计划730万元,职工人数超过原计划的1/31972年生产只达到设计能力的25%,弹体成本超过国家不变价格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是当时的最大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

(1)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

(2)不要设计。他们说:要什么设计?在地上画一画就行了,这才是正规,过去那个做法最不正规。

(3)不要配套。他们说:搞什么配套?你生产越多越好,搞个砖头也好,到时候一拼就是产品,允许不配套生产。就是生产一汽车螺钉、螺母也可以,你生产出来,我照样给钱。

(4)不要检验。化们说:检验这一套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感兴趣。解放军用了就是鉴定。搞那些检验,不是束缚自己。

(5)不要质量。他们说: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有就比没有好。没有皮鞋穿草鞋,总比打赤脚好。就是一堆废铁我也要。

(6)不要生产管理。他们说:你们专搞管卡压,领东西还要料单干什么?生产管理跟不上,干脆交给工人管,准备出点毛病。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对确实需要的进口项目他们却大肆批判为崇洋媚外。某科研单位需要从苏联进口一种设备,报到外贸部,被主管军代表批上打倒苏修褪回。

(四)军费开支大大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出现三个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1972年财政部王丙乾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军费和军事工业建设费用花钱多浪费大。林彪说:打仗就是比例,必须把现有的财政力量,从各方面节约,以便集中到这方面来。近几年来,军费和军工建设费直线上升二五计划期间支出375亿,占国家预算支出l6。5%三五计划期间支出707亿,占国家预算支出28。1%,其中1969年一年就支出158亿,占预算支出30,2%:

1970年继续膨胀,当年计划支出198亿,占预算支出30。6%:1971年计划支出237亿,占预算支出33。6%。此外民用工业部门的基建投资和事业费中,还有一部分是用在军工方面的,未计算在内?三五计划期间支出的300亿基建投资中,为军工服务的就占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把直接和间接的国防、军工费用开支加在一起,军费则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40%左右。与同时期的苏联、美国相比也过高。苏联公布的军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12%左右,实际是30%。美国也大约是25%到26%。他建议会议有关部门力争把军费和军工建设开支,减少一些下来。

三、周恩来主持经济调整工作与降低四五计划高指标

1971年9月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主要是加强统一领导,健全规章制度。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提出了改变原来以战备为中心战略的要求。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两年调整。

(一)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恢复制定计划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

1971年12月5日,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清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

在其后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经济会议上,他多次强调,要批判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影响而造成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要求业务干部大胆蛄出来。1972年月,周恩来听到葛洲坝工程中出现严重问题的汇报,痛心疾首地予以严厉批评,当即要求停工整顿,指定有经验的业务干部出任负责人。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作了总结性的重要谈话,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说: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的种种混乱现象: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感慨地说,去年我讲了(三个突破)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提出了会议纪要,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还具体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等7项重要规章制度。纪要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极左思潮: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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