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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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黾�295亿元，两者之间的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1960年的消费品可供量仅及社会购买力的879％。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从而导致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全国平均农民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25％左右，1961年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比1958年下降左右。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0，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绕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l00‰的有40个县。由于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很多妇女出现妇女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人口亏损局面。
三年大跃进时期在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与国防尖端科技方面仍有显着成绩。许多新的工业基地、工业部门和工业技术确是在这时开始产生的；国防工业和一批当时的国防尖端科技是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诞生的；工业建设的遍地开花也为以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经验教训极其深刻并具有典型意义。如果领导决策尊重经济规律与科学方法，将全国人民高涨的建设热情引1963年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年底为70499万，全年增加1327万人。而1964年全年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人口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螬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普查已经把这部分扣除，而1963年年底人口数包括这部分人。实际上，1964年上半年增加人数应是889万。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必能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
·5。报个老实数字与三年补充计划的提出
一、计划要建立在老实数字的基础上
1958年910月份，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顶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初和11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别在郑州和武昌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降温工作，接着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阐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和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纠正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明确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起作用；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肯定了按劳分配原则。会后，虽然制止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共产风和高征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接着，中共中央又连续召开会议，制定政策，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确认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纠正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的完不成的高指标，迫使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根据这些精神，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万－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机车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40亿。－280亿元。全会还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致，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落实问题。会议承认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原材料供应比较紧张，副食品和日用百货供应不足。会议提出。要抓好副食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等采掘工业，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各项工作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同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发表讲话，提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多听不同意见。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为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限额以上项目削减个，由1500个减为1000个；粮食和棉花维持原来的指标。这个计划草案经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审议批准。尽管这个计划的主要指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与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规定为2870亿元，增长40％。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165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为1200亿元，增长39％。钢比1958年再翻一番。
粮食、棉花、甜菜、花生、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以及生猪的饲养头数也比1958年增长40％以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以上。所以这个计划仍是大跃进的继续。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并不放心，又委托陈云进行研究。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连缤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经过分析研究，于5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建议：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总的精神是稳住阵脚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报告还提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万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同意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意见，并于6月13日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除了重申降低钢和钢材产量指标外，又缩减了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决定原煤由38亿吨降为34亿吨，铜由11万吨降为9万吨，铝由8万吨降为7万吨，水泥由1300万吨降为1100万吨，木材由4600万立方米降为3800万立方米。
6月29日，毛泽东在庐山同部分领导人研究经济工作时，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1）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次序，过去是重、轻、农，现在应该是农、轻、重，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安排好衣、食、住、行，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农业、工业内部酌平衡，搞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3）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即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得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权力要适当收回。
根据上述精神，1959年8月13日，国家统计局重新检查核实1958年的主要统计数字。其中农业方面的几项主要指标，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主持下，由统计局、计委农林局、农业部各专业局参加，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核实数字。通过核实，发现已经公布的农业数字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其他如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方面的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工农业生产方面几个主要统计指标核实结果为：
（1）粮食总产量：原公报数为9600亿斤，比1957年增长10。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的数字接近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1300亿斤，即增长35％；每亩平均产量为375斤（比公报数412斤减少137斤，比1957年的204斤增长35％）。
（2）棉花总产量：原公报数为6638万担，比1957年增长10。8％，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字为4400万担。根据7月底全国已经实际收购的棉花约为3500万担，估计农村自留约为700万担（1957年约为600万担）的数字研究，各地所报数字仍偏高。最后核实为4200万担，比1957年增加920万担，即增长28％；平均每亩产量为斤（比公报数77斤减少了28斤），比1957年的38斤增长。
（3）生猪头数：原公报数为18亿头，比1957年增长2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为16亿头，比公报数减少2000方头。按16亿头计算，比1957年增加万头，增长。
（4）其他经济作物根据部分地区反映的情况研究，与已公布的数字也有较大出入，需要与粮食产量一并进行修订。如大豆产量：原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