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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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曲折——这就是中央“关于同集体农庄运动中党的路线发生的偏差作斗争”的决议。一个伟大的幽默家想出了这样一句话：怎么能够弄弯从来就是弯曲的路线呢？一个伟大的门外汉①拿定主意要在正是开始播种的春季来解散用强制手段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谁能计算出又要遭受多少损失呢？谁能说得出除了钉得严实的木房而外，由于以往实行集体化而把一切都搞个净光的地区有多少呢？这真是名副其实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上大规模的障碍回转。②

①“一个伟大的门外汉”指的是斯大林。——译者注

②障碍回转——乘皮艇或划艇沿有天然障碍或设有人工障碍的激流河道或特定小道内进行的一种运动。这里用来讽刺斯大林强制执行的、遭受到巨大损失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译者注

在有些地方，一些嗅觉相当灵敏的党的官员把领袖发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宣传手腕，因此他们不准许各邮局把刊载有斯大林的文章的那一期《真理报》寄出去。只是在把所有的地界都加以开垦，使得被强迫赶人集体农庄的农民无法再恢复自己原来份地的地界时，地方当局才准许居民了解《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内容。在北高加索的捷列克区，他们就是这么作的。有一个当时区的领导干部后来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被关了17年，但是他在临死时还炫耀自己在1929年时是如何英勇地欺骗农民的。①真是不可思议的时代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产儿！

①И．Л．斯塔罗帕诺夫的《回忆录》。

但是，无论在区委会里，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有一些干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他们削弱了对农村的压力。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倒霉了！他们由于赞成“妥协政策”、赞成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而被开除出党．实际上则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地体会到领袖在当前玩弄的天才手腕。几年之后，他们戴着“右倾分子”的帽子去了毁灭性的集中营。

但是，即使年当时那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也还是能够挽救一些东西的。1930年9年3月，很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作为观察员和新的纠偏路线的传达者纷纷前往外省。4月初，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来到了乌克兰。他访问了季诺维也夫斯克民族区。①陪同他的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在这个民族区里，“鹰犬们”行凶作恶的情况比较轻，剥夺行为和强制合作化的情况没有触及到基本农民群众。而挑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叫喊得恰如其分，也不过于残酷。总之，这里的农民们算走了运。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地区的集体农庄在3月份宣布大赦之后，没有立即垮台。这时刚刚结束了春播。这使奥尔忠尼启则极为惊讶。

①季诺维也夫克是从前的伊丽莎白格勒。基洛夫被害后，叫基洛沃，从1939年起，叫基洛夫格勒。

“你们是怎样既没有上面的指示，也没有问任何人，就开始了春播？”他问一个地方干部，“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谢尔戈预先表明了态度。“我不能有别的作法。你们莫斯科在3月25日这天是什么天气？是严寒吧？而在我们这里的草原上，地蒸汽在不断上升。就是说，得赶快播种。”“自觉自愿的情况怎样？”谢尔戈接着又问，“你们这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退出集体农庄吗？”“很多人想退出，交的申请书一共有1500份。全区有20万个农户。我们决定凡是愿意退出的都准许退出，但是得供给他们种籽，分给他们土地。围绕这一点又开始了纠纷，冲突激烈得眼看就要达到杀人的程度。而播种是不能等待的。我们把所有区委书记都召集起来，进行商量，决定在春播前所有集体农庄都要召开大会。到处都建立起委员会来检查加入集体农庄时自愿原则遵守的情况，检查越冬作物情况和给马钉马掌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一共有16个。州委书记出席了一个集体农庄的大会，会上，在集体农庄庄员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个全州的工作细则。”

谢尔戈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他的讲话，然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愿意退出集体农庄的人呢？”回答是：“很简单。我们决定先进行播种，然后再召开第二次庄员大会，由上面说的那种委员会作报告。当全州播种完毕，农民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地里时，他们确信，确实不会有任何人来强迫他们，有1100个人收回了自己的申请书。其余的人我们让他们离开了集体农庄。”“是的一啊一啊……”谢尔戈拖长了声音。“要是各个地方都进行得这么顺利，那该多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顺利的事。有人告诉过你们吗？有一个村庄根本不想播种。那里住着一些古老信徒派教徒。怎么办？我把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叫了来，命令他一清早开去5辆拖拉机，把古老信徒派教徒的地都播上种。我们就这样作了。”①

①根据А．Б斯涅戈夫的《回忆录》。

根据一切情况可以看出，谢尔戈确信，不能把地方上的领导人变成一些不加思索地去执行某种最高意志的人；在农业中也象在任何经济中一样，对于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应当制止，而应当鼓励。同谢·奥尔忠尼启则（他是少有的人中之一，但我们也不去把他理想化）是可以开诚布公地、坦率地交谈的。让这个州的领导们对自己所采取的英明措施陷入一种愉快的迷惘不解的状态吧：在实行斯大林的残酷政策的环境下，任何一项不合乎标准的措施都可能使人觉得是一种英明的措施。

在农村政策中最可怕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如果注意一下斯大林所发表的那些指示性的言论，那就会发现，反对剥夺富农的不仅有列宁．而且还有这位“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人”。“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①——这是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声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这样来谈论这个问题。这和任何号召剥夺农村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是不同的。但是，突然之间，同一个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却宣布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口号！②“消灭”一词牢固地变成了一个日常通用的词：消灭富农，消灭在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政策中的错误，消灭落后，消灭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消灭……消灭……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译者注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40页。——译者注

可以把新的曲折说成是总书记的健忘：他忘记了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忘记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存在，忘记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许多专门委员会……不久前“全国”和“全行星”庆祝了总书记的五十寿辰。什么称颂赞扬他的话没有讲呀！这些他是记很牢的，于是他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用“各族人民的领袖”的权力，命令着手干一项事业，干一项极其符合他心意的事业，这就是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一两个月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向各地下达了一项指示：中央建议不要不加区别地一下子把所有个体户都加以剥夺和消灭，政府的工作细则中将谈到“灵活性”。制止恐怖行为的微小的企图……

据官方计算，全国的富农户有将近100万个。如果把富农作为一支真正反革命力量来谈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群众曾在白军队伍里作过战，并同白军一起退却，后来便迁到国外去住了。真正的富农没有去等待贫农阶层的代表把他们的家产抢光，把他们本人枪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财产卖光，同自己的儿孙们一起，投奔城市无产者去了。因此剥夺者和讨伐者的主要打击实际上落到了中农身上。

仅仅在一年之中，就有近300万“富农”及其家属和“富农的帮手”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人被枪毙，几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去消灭。凡是靠自己的劳动或儿孙们的劳动积攒起富裕家产的劳动者，都被划入“富农的帮手”这个范畴。任何一个无意之中附和了“富农”的人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也被归入“富农的帮手”之列。总之，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农还是雇农，只要邻居“记恨”他，他也就算作“富农的帮手”。很多执行斯大林指示的人都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于是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同没收富农分子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人在有刺的铁丝网的后面相遇了。在那里，每一个死人也都获得了一块与活人数量相等的冻结的土地。战争是为了消灭人而进行的，也是为了进行全面的掠夺而进行的。斯大林进行的这场浩劫阻止了中农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了中农，合作社就成为穷人的合作社了。不久，政府发表了一项决定：把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的财富转归集体农庄所有、邻居掠夺邻居，把一切东西全都拿走了：大车、斧子、瓦罐、镜子、靴子、母猪、母鸡、茶炊、被子、头巾……邻居掠夺邻居，斯大林挑动了穷人同富人斗。分而治之！还是邻居掠夺邻居。起初是掠夺富人，后来是掠夺所有的人。所有掠夺来的东西（害羞的历史学家们后来说成是“剥夺来的东西”）都无条件地落入了斯大林的粮囤。哪里有富农和中农之间的界限、中农和贫农之间的界限呢？连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都不知道这种界限在哪里，更不用说农村里的人了。干这种掠夺勾当的是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是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地方官员——这是整整一支大军。

我记得1944年春天的情况。我们一批被押解的犯人从莫斯科开往北方。究竟开往北方什么地方——这只有押送队才知道。我们坐的火车缓慢地在爬行，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