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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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页。——译者注
总书记引证了列宁起草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谈到了反对派别分子的各种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这一点应当立刻就实行！”——捧场者提出了这种要求。斯大林说：“请等一等，同志们，不要着急！”①这里什么地方不象是在演戏呢？
①同上，第78页。——译者注
后来制定了一种捧场者根据各种不同会议（基层组织的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会议、全会的会议以及各级组织为讨论某个专门问题而举行的会议等）而起作一用的一套严整的制度。捧场者们可以提出或者否决某个候选人，可以称赞或者阻挡某个人提出的方案，可以把某个活动家捧上天或者是把他抛入阴间地狱——捧场者们能够作到一切，自然他们所干的一切都要得到首长①的首肯。对捧场者的管理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学问。
①“首长”当然是指斯大林。——译者注
“我决不允许有任何变革！”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1926年逝世前不久曾这样说。而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反驳他说：“约瑟夫②同志，要知道变革已经发生了！”
①根据叶·德·斯塔索娃的《回忆录》（1963年）
②约瑟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另一个名字。——译者注
从1926年起，斯大林开始从组织上来巩固他所实行的变革。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机关中赶走了75个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把某些党员开除了党。清除出党的一共有将近2000个人。斯大林把“联合反对派”的领袖们开除之后，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他说：“我认为，近来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党必需让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成为对反对派的某种抗毒素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已被粉碎，而且已被开除出党。但是我们手里还有列宁的指示，而列宁的指示是必需执行的。因此我请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党从这件事中只能得到好处。”全会自然又是选举这位演员担任总书记，而且是一致选举。
这一年是斯大林宦途生涯中发生转折的一年。他虽然还不是主宰者，但已经是领袖了。他对自己所精心挑选的中央委员会是如此有把握，竟然敢于在提到列宁的遗嘱时好象是提到一种过时现象似的。
这时斯大林作为一个掌握了一切蛊惑手段的党的蛊惑家已经完全成熟了。他已经能够独立地愚弄群众，成功地与竞争者相对立，能够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真正的演说家相匹敌了。斯大林从教会学校里学来的那一最爱用的方法就是问答式的方法：对现成的问题用现成的回答。他无论在发表演说时，或者是在进行辩论时，当他以“即兴之作”来驳斥论敌们对他的抨击时，这种方法总是忠实地为他服务。在进行蛊惑煽动方面，斯大林表现出是一个进行急剧转变、玩弄意外手腕的大师。昨天被他讽刺的东西，到了明天就成为他所“得意的东西”，就成为一种大吹大擂的口号。对于政治上的竞争者和论敌来说，这种口号成了一种短鞭子。总书记巧妙地使用这种短鞭子把昨天的战友们纷纷赶出党的权力宫殿，去备受他的捧场者们公开恶毒地挖苦。
总书记还有一个特点：他教育党永远不要停止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这一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准则。斯大林在坚定不移地沿着权力的梯子上升的过程中，他不让自己的竞争者有一天喘息的时间。如果他今天给了他们以打击，那么他就立即开始准备给他们以新的打击。1927—1928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准备好了他在党内所需要的道义上的气氛之后，在1928年初，他居然敢于对自己的主要竞争者使用公开的行政上的迫害手段。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送到了阿拉木图。将近30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被从莫斯科驱逐到各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送到了卡卢加。
从历史的远景来看，应该把这些在党的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措施看作是未来的全面镇压的预演。斯大林把一块试验石投进了池塘后，在岸上观察情况。瞧，波浪达到了岸边，但是……没有什么动静。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事情顺利地过去了！这就是说，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排除对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可以在卡卢加闲暇的时候尽情地诅咒忘恩负义的科巴。要知道不是他们尽心竭力地把他推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吗？季诺维也夫在编造和夸大各种“倾向”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只要有人一提出一种不寻常的建议，发表一种独特的见解，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恶狠狠地发表一篇揭露性的演说，或者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大块文章来反对“离经叛道者”，并立即向新出现的“反对派”宣战。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他的这种手法发表了完全不赞成的意见。①相反，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的语言中伤却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季诺维也夫是他的勤勉的帮手，非常勤勉的帮手！左派反对派、右派反对派、旧反对派、新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斯大林按下了所有这些键。一个以《党的统一》为标题的剧本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3页。
1928年夏天，布哈林终于看清：科巴将把党引进死胡同，而且已经引进了死胡同；现在他正在消灭列宁的战友，而首先是消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在寻找对加米涅夫的了解，并找到了对他的了解——他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应当拟定一些同盟者，考虑出一个反对这个残酷的篡权者①的运动方案。但是，事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研究如何去实现善良的愿望，相互配合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每一个音乐演奏者奢望都很大，彼此的性格也不同。而主要的是他们错过了时机。党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中央机关即斯大林的机关的手中了。
①残酷的篡权者指斯大林。——译者注
与此同时，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消息传到了总书记的耳中——窃听制度已经发挥作用几年了。在危急关头，斯大林总是行动先于语言。他选择了莫斯科党委会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为攻击的目标。当布哈林向共产国际例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自己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时，已经有一些活动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纠正他的提纲了。有人已经散布出关于“布哈林倾向”的流言蜚语了。这种流言起初还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声音越来越大了……
过去斯大林使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中满负荷地工作，如今他可以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失利都归咎于布哈林，从而把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降低到了零度。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布哈林不知是由于他忍受惯了，还是由于他生来热爱生活，反正他还是继续积极地深入研究理论问题。1928年9月30日，他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观感》一文，文中着重指出了农民经济对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总书记则继续编织着阴谋的密网。这时布哈林在高加索休养。当他听说斯大林对托姆斯基进行僭言中伤的消息后，他决定要立即返回莫斯科。但是紧接着总书记下了命令，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准布哈林动身，而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党的最高机关即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这样作又是什么事也没有！这一事实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懂得任何一点东西。布哈林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到莫斯科。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是“右派”的另一个领袖，当时领导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斯大林在充分掌握了党的权力和经过政治斗争检验的方法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一场反对这位工会领袖的运动。他把托姆斯基所信任的助手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了：有的被拉拢过来参加自己的机关，有的被调到外省。然后就开始在“理论上”对他施展诡计。一开始他指责托姆斯基使用了“不民主的管理方法”和犯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过”。斯大林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给了托姆斯基以决定性的打击。①斯大林把自己的人安插进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中，投票结果，托姆斯基虽也进入了主席团，但他失去主席的职位。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3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44页。
斯大林在逐个地收拾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同时，还操心如何进行伪装：要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怀疑总书记是在消除自己的对手。不是的，他是在对“右派”进行一场原则性的斗争。此外，他在挑拨首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格拉诺夫的“强制行为”提出抗议时，表现出自己竟然是主张……对党的领袖实行来自下面的监督，主张进行自我批评。
当时即在1928年时，谁能够看清斯大林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揭露“右派”的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挑拨行为呢？给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扣上的帽子看来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其理由的充分竟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在30年之后这样来奚落同志们，他说：“你们别再谈论什么‘右派反对派’了，那不过是一些幼稚的小孩子，他们和我们这些上年纪的忠厚老实的人不同，他们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在同一些政客打交道。”说着他用头向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