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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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
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
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
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
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
──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
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
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张文木（3）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
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
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
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
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
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
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
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
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
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
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
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
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
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
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
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
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
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
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
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
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
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
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
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
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
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
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
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
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
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
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
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
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
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
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
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　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
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
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
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
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
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
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
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
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
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
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
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收复台湾不会跟美国产生剧烈冲突
　　　　2003年6　月，陈水扁放出话来，要在他任期内完成所谓的“核四公投”计划，
从而为他的“台独”活动铺路。6　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明
确表示，台湾当局纵容和指使少数“台独”分子利用“公投”进行分裂活动，破坏
台海和平，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这是违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话，反对台湾进行
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并称若台湾当局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责任自负”。
　　　　正如中国政府所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中
美两国几十年的较量中，美国总是适时打“台湾牌”。
　　　　张文木相信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但他认为还不能说是一张王牌。因为从
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其全球战略而变化的。美国的大国战略
一旦发生变化，它牺牲的往往是台湾，而非大陆。
　　　　他让人们看清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湾。
因为当时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临走
时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联系。美国当时对台湾采取的是抛弃态度。此后
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对抗状态，台湾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上
升，美国又开始有限抛弃台湾。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在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为了
拉住中国抗日，美国就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尚处于
日本占领之下）。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只要对其全球
战略有利，需要保就保；　　一旦大国战略发生变化，该牺牲就牺牲。所以台湾只是
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非王牌，是美国全球战略局部中的一颗棋子。　
　　　　张文木认为，台湾在美战略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台湾自身而取决于中国的发
展。中国的前景在未来的历史上有两种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国崛起，我们
的军事与国防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发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国战略中，台湾的作用就
可能下降。
　　　　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
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
中国高层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
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张文木还看到，中美关系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其实是与亚太四大国即中美
日俄间的相互外交关系紧密相联的。二战以前，美国有意放弃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势
力范围的控制，可是当日本逼近上海，威胁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时，美日
之间发生了空前大决战。这说明美日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
态方面的合作。这一点正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特点相反。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是
美国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有所贴近。当苏联解体后，中美日三国
的关系更加复杂又更明朗。张文木发现，当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
变的时候，中美合作的趋势契机已经形成。因为历史上美日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中
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