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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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
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
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
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
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
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他的俄语成绩以100　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
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
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
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
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
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　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
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
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
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
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
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
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
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
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
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
“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
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
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
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
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
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
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
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
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
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
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
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
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
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
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
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
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
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
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
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
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
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
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
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
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
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
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
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
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
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
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
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
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
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
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
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
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
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
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
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
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
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
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
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
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
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
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
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
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
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解思忠（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
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
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
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
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
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
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
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
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
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
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
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
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
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