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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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大，对于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想要挤过乡试这座独木桥，混上举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来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贡生（秀才）张汉没有就近报名参加在本省省会杭州举行的乡试，而是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北京参加顺天闱的乡试。他本就家境不佳，凑齐路费已经是十分艰难，更不用说一路北上舟马劳顿之辛苦。张汉如此费尽周折地报名顺天乡试，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当时规定，每次乡试，各省录取的名额事先都有规定，且数量不一，根据各地文风、人口而定，如此，顺天则高居各省之首。录取名额多了，录取的几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国各地不少士子像张汉一样，宁可多花路费，也要参加顺天的乡试。

当时士子齐集北京，人头簇簇，蔚为大观。张汉到京师后，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形势严峻，来顺天参加乡试的生员有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余人。将近六千人的考生，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名。如此悬殊之比例，令不少报考者开始打起了考官的主意。而一些出身富贵的考生更是有备而来，辇金载银，齐集京师，打算以财神开路，务求金榜题名。

张汉囊中羞涩，连食宿都成问题，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乡李振邺家，当然无力用金钱去贿赂考官。看到众多竞争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不由得十分发愁。就在此刻，喜讯从天而降——张汉的朋友李振邺竟然被内定为本届顺天闱乡试同考官。

清朝对乡试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条例规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别以翰林、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等选任，各部衙门慎选报送后，由吏部拟定正陪，疏请皇帝任命；已充任会试同考、乡试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顺天同考官由吏、礼二部选用，各省同考官则由巡按御史从当地选用。

当年顺天科场主考官为翰林侍读曹本荣（湖北黄冈人）和侍讲宋之绳（江苏溧阳人），二人均是学问渊博的翰林，由顺治皇帝亲自选派。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两位主考官均是南方籍大臣。之后兴起的科场大狱之所以结果如此惨烈，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其实就是南方籍大臣与北方籍大臣党争的结果。

历来乡试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四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一般从各衙门中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选出。因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荐的试卷，十之七八会被录取，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内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开始有京官竭力钻营，以谋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却没有被选中，心情很是郁闷。大理寺的左评事李振邺、右评事张我朴及国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当时颇有才名的新进，因此在这一年被膺选入闱。尤其李振邺、张我朴二人均年仅三十有余，号称年少轻狂，立即成为不肖士子们刻意钻营通关节的目标。

李振邺，浙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他是科举正途出身，少年新进，一直在冷衙门中当一个闲官，官职不大不说，平日还清闲得发慌，毫无油水可捞。他早就有一肚子的窝囊气，所以，这次意外被选为同考官后，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大捞一笔，力争宦囊大饱，满载而归。

刚好此时，李振邺又遇上了一件烦心事，一直呆在家乡的妻子来信告知，不日即将来京。而之前他曾瞒着妻子，在京城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李振邺素来惧内，必须得赶在夫人到达之前，将小妾打发掉。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让他就此将小妾扫地出门，他又有些舍不得。思来想去，始终没有良策。刚好寄宿在自家的张汉进来，李振邺突然心生一计，主动找到张汉，提出要将小妾无偿相送，条件是在李夫人未到之前，他仍然有权占有小妾。张汉对此飞来艳福，自然满口答应。

这边的问题解决了，那一边的小妾却觉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给一个穷酸秀才，无论如何她都不肯答应。李振邺便告诉了小妾他已经被内定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让张汉做中间人，去联络三名急于中举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贿银六千两，张汉再加收两成的中间费一千二百两，这样，小妾也就衣食无忧了。小妾听了十分欢喜。于是，李振邺通过小妾带话，让张汉出面，去向考生卖考场关节。

科场作弊手段花样很多，但总的来说只有两大类：一类是考生单独作弊，只牵涉考生本人；第二类则是考生与考官通同作弊。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见的就是挟书，即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或写有文字的字条带进考场。从唐朝开始，就开始禁止挟书。据《通典卷十五》记载：“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但挟书之禁终唐一朝未成为定制。一直到北宋时，才专门设监门、巡铺等官吏，搜索巡查考生是否挟书，一旦发现，便会严加处罚，即取消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南宋时加重为取消五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明清时也一再申严挟书之禁，并进一步加重了处罚，如顺治二年（1645）即明确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搜检官役知情容隐者同罪。”（《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如违治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进一步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裤油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至于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考篮一项：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士子点名时，头二门内，令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入。以两人搜检一人，细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怀挟之弊。若二门搜出怀挟，即将头门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处治。”这些措施虽然难以杜绝怀挟之弊，但对于防弊显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顺天府乡试，当场查出四十二名挟书者。乾隆皇帝为之震怒，特派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规定凡搜得一名挟书，给搜役银三两。顿时，有两千八百名考生不等点名便闻风而散去。

考生单独作弊除了挟书外，还有传义之弊，即在考场中传递字条。宋朝在考场设有巡铺官，明清设有巡绰官，均是为了防止传义之弊。

与挟书、传义相比，代笔更加隐蔽，更难以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