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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7章

官场教父-第777章

小说: 官场教父 字数: 每页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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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吴天然想,内圣外王,虽然今天的标准和内容与古人有所区别,但还是说到了修养的点子上。)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人的种田家庭,又耕又读。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5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5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吴天然想,看来,坚持写笔记的人不光是他吴天然啊!)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时,他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下面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志。与他后来大半生的事业比,这只能算是小的。但即便是小志,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领导来说,仍然值得借鉴。

(吴天然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这虽然只是为官的一条底线,但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条。可以说是为官者的一块试金石。)

第十卷 风云无形 第919章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在吴天然看来,立志是修身、成功的前提。**泡!书。吧*人无志,则万事皆休。

除了当官不发财这一相对较小的志向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谱》里讲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经邦济民,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储才养望。储才就是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养望就是培养自己的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曾国藩靠什么来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较容易,接受报纸、电视的采访,很快全国就知道了。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主要以诗文和奏折来达到养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诩的是诗文。3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说他的诗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只是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类人来与他谈论。那时候在北京官场士林中间,他的每一篇诗作出来,便有很多人争相传抄、争相阅读。在文人圈里,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朝廷上奏章。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于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他在一道奏疏里讲,官场问题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官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行。现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缩、琐屑”。所谓“退缩”,就是不担担子,遇到事情往后退。“琐屑”就是只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个字:“敷衍、颟顸”。“敷衍”就是应付上级,自己不去动脑子,应付了事。“颟顸”就是糊涂。你问他,一问三不知,问钱粮不知道,问税收不知道,问老百姓的情况不知道。他说,假设“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写这道奏折的时候,太平军尚未起义。一年以后,果然应了这句话。后来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起义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对付得了的人。太平军势如破竹,文武官员哪怕是钦差大臣拿着皇帝送的尚方宝剑也没有用,真的就是曾国藩讲的“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体制内没有人才,要靠曾国藩从体制外去寻找人才,自立一支军队。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事情,说曾国藩创立的湘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营公司,是体制外的东西。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曾国藩讲自从道光皇帝晚期以来,朝政非常疲沓,“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言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员,司道指地方官员。“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经成风气,大家都不谈。这个时候,只有曾国藩敢于上疏。这五道奏折,无异于政坛上的五颗重型炮弹,引起很大的反响。

他把这份对皇帝提意见的奏疏亲笔抄一份寄给家里。他父亲看了以后,为他捏着一把汗。写信给他,告诉他不应该以批评朝廷来表现自己的本事,而要从正面引导君王。父亲很担心这个事情给他带来祸患。但是社会普遍给他以很大的正面反应。他的好朋友刘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把他比喻成一只凤凰,说他这五道奏疏将会引出一片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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