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教父-第5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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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锷て谥挥�4个月左右。海拔4500米的高度是树木生长的极限，那曲地区，到海拔4000米左右，就已经见不到树木的影子了。
如果说，那曲镇一棵树都没有，那也太绝对。在地委行署大院内，他们见到了两排尺把高的柏树，但长势不好。陪同的藏族同胞告诉他们，那曲的树都活不过三年。第一年树梢的三分之一会枯死，第二年地上的部分都没有青色，第三年根部也会干死。他告诉我们一个笑话：在那曲工作几年后，下到拉萨，一看到大树就抱着痛哭。
在那曲加油站，宋小梅问一个加油工：“你见过树吗？”话一出口，她就觉得问题太唐突，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那位加油工瞪着她看了一会，确定她没有恶意，脸上才舒缓出笑意，轻轻摇摇头：“没见过！”
没有树并不意味着没有绿色，著名的藏北大草原就在那曲境内。每年的5至9月相对温暖，是草原的黄金季节，这期间气候温和，风平日丽，绿色植物生长期全部集中在这个季节。此时此刻大草原就是一片青绿，万物茂盛，人欢畜旺。
虽然这里地广人稀，空旷荒凉，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更有无尽的风沙席卷而过。然而，只要你走近她，贴近她，就会被她的博大壮阔所吸引，被她深沉的热情所感化。没有树，希望一样在这里生根发芽，这是那曲一直欣欣向荣的秘密所在。
加油工看到眼前这一帮内地人是要找树，就对他们说：“我知道，军分区的大院里有一棵树，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的女护士彭燕。”
众人有些纳闷，怎么说起了树，又扯出了一个人呢？
到了军分区，大家才弄明白，原来，在这里，这棵树和这个人是密不可分的。一位姓马的中尉接待了胡风一行，但马中尉说不巧的很，彭医生到牧区出诊出去了。他就带着大家先去看了那一个树。他对大家讲，人们都知道，藏北高原没有树，只有千年的石、千年的雪和贴地而生的草。但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在我们这海拔4516米的西藏军区那曲军分区里，就有一树白杨树。
当大家见到这棵树时，宋小梅和徐文清差点笑出声来，可看到马中尉脸上那神圣而骄傲的表情，她们俩就把笑声吞进了肚子里。
这棵树，大约只有两米高。它的树干不过两指粗，单薄得足以遭到内地树们的嘲笑。但，夏天，它会用稀疏的绿叶折射透明的阳光；冬天，它会用无叶的枝条雕塑白雪的姿态。
仔细看了看，宋小梅她们就笑不出来了。这是一棵值得敬佩的树。
马中尉说，在地球的第三极上，这棵离太阳最近的树是不是美得不可思议？它孤独而经年的绽放，恰似我们军营中驻守藏北10年的女护士彭燕。
接下来，马中尉就同他们讲起了护士彭燕的故事，可以是他太熟悉彭燕了，讲起来绘声绘色、如数家珍。
树是藏北军营唯一的树。彭燕是藏北军营唯一的女人。
树没有名字。
所有拜访那曲的人们，都要来看看它。那曲的新兵，也会扬起刚刚泛起高原红的年轻脸庞，把自己与树的微笑一起寄给远方的父母。
10年前的夏季，就在这棵小树刚刚栽下时，20岁的彭燕从成都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走上了藏北高原。
彭燕对西藏并不陌生。从3岁起，她就和母亲一起从四川简阳来到了父亲所在的西藏林芝。对听着军号声长大的彭燕来说，读书、参军尔后留在成都或是回到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的林芝工作，很自然。
然而，就在毕业前夕，一封申请书震惊了全校：彭燕请求去西藏最艰苦的那曲。
“一是那里缺医少药、需要医护人员，二是艰苦环境能够锻炼自己……”申请书里的一条条理由，让父母沉默许久。
母亲哭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待在妈妈身边，喝口稀饭也是香的啊……”
父亲彭志君最后说，我们支持她的选择。
其实，这位在西藏生活了30多年的老军医心中的忧虑，一点也不比妻子少。他曾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有关那曲的传闻：那里的水是白色的，不能喝；那里的氧气太稀薄，走上几步，就得躺下来休息……
父亲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他为女儿打了个结结实实的大背包，把彭燕送到那曲军分区门诊所。
井里打上来的一桶水还没放稳，父亲就把陶瓷缸子伸进了铁皮桶。脖子一仰，咕嘟咕嘟喝下去半缸生水。“没什么怪味，可以喝嘛！”又从兜里摸出一支“红山茶”，“啪”地点燃，猛吸几口。“烟能点着，说明这里不缺氧嘛！”
父亲放心地走了，把彭燕留在了他和女儿此前都从未涉足的藏北。
那曲地区是藏北的主体部分。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上，藏北地区平均海拔高达46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之脊”。医学专家认为，在氧气含量不到内地一半的那曲躺着睡觉，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20公斤行走。
这是一片被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和昆仑山环绕的高寒土地，也是自古以来进出西藏的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纵贯地区的青藏公路、青藏铁路以及沿线铺设的输油管线、光缆，让那曲保持着西藏大后方的战略地位。
为此，中国军人驻守那曲。即使这里没有树、没有花朵，即使这里的种子不会在春天发芽。
无名的小杨树，并不是藏北军营有过的唯一的树。
那曲军分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种活一棵树，即立三等功。一代代官兵愚公移山般地种树、种树，却没人能够摘取那枚闪亮的军功章。
几米深的永久冻土层，四季不断的暴雪，零下40多摄氏度的最低气温，常常把房顶掀翻的大风……在有着50年历史的那曲军分区，头40年里，没有一棵树活过了第一个冬天。
1999年，部队从内蒙古运来1000株杨树。第二年，活了3棵。第三年，还有两棵。到了第10个年头，军分区大院，不，是整个藏北军营，只剩下了这一棵树。
人们叫它“那曲的小树”。看见小树就到了那曲军营，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路标。
跟小树一起来到军分区的彭燕，也不是那曲的第一位女军人。
几十年间，军分区陆续有过几十位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在一两年后就离开了那曲。与彭燕同时分配到那曲的两名女同学，也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先后调走。
统计表明，在那曲工作时间超过5年的人，大多会不同程度出现心脏增大、肺部扩张、脾肾异常等病变，而那曲35岁女性的身体机能，相当于内地的45岁。
这样的环境，怎么能留住女人呢？属于女人的，应该是鲜花，音乐，和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门诊所所长马宽军初见彭燕时，也是这样想的——那么娇的女娃娃，能在这里待多久？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宽军渐渐感到，这个丫头有些不一样——冬天生火靠牛粪，一筐牛粪足足80斤。所里安排卫生员帮她抬牛粪，才抬了几次，彭燕就找到所长说，别让人帮我了，我自己一点一点地挪，能挪回去。别人往家里打电话哭，她却笑个不停，别人对那曲的生活叫苦连天，她只会为工作上的问题讨论得面红耳赤……
母亲为彭燕找到了一个到第三军医大学学习的机会。学医师专业，既可以改行当医生，又能离开那曲。
寄来的通知书只看了一眼，就被彭燕扔进牛粪炉里烧了。她对母亲撒谎说，太晚了，来不及报到了。
她不甘心。“我才来几十天，怎么能当逃兵呢？”
如果说从第一天起、走与留就是彭燕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几年后两名大姐的先后离世，则把她推到了心理的极限。
1988年同时来到军分区的段绍慧、郑金玉是同学，也是彭燕的校友。在那么多女性像候鸟一样来了又走之后，这三名女军人就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杜鹃花，在男人的世界里四季不败地怒放。
在彭燕的记忆里，有着长睫毛、大眼睛的段绍慧总是专注地倾听别人的心事，手把手地教彭燕包伤口、叠纱布。家里煮点好吃的，她会叫上一堆单身官兵去分享。儿子在内地的她，曾神采奕奕地聊到未来的计划——再过几年，孩子要高考了，我就回去照顾他……
2001年元旦刚过，外表健壮的段绍慧，竟在回成都休假期间的一次体检中查出了肺癌——晚期。短短一个多星期后，这位被官兵们称为“知心大姐”的女护士告别了儿子和仍然坚守在那曲的丈夫，匆匆而去。
噩耗从电话中传来时，彭燕正在重庆进修。
“段姐哪像癌症病人啊，你搞错了。”彭燕不相信。直到男友张涛一次次肯定，她才挂了电话，拖着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双腿一圈圈徘徊。那个晚上飘着小雨，彭燕的心，湿透了。
第二天，彭燕把自己的进修专业由护理改为心电图，因为——段绍慧离去后，门诊所里再也没人能够熟练地*作心电图了。
一年后的8月，计划生育干事郑金玉因肝癌病故，去世时，体重仅60斤。
或许女性的臂膀注定扛不起那曲的沉重，或许两位女军人的相继辞世只是巧合，段绍慧和郑金玉不到36岁的生命结局却震惊了高原。不约而同地，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那曲军营最后的女性。
你快回内地吧，那曲不适合女人生活，要不，下一个就是你……那些日子里，熟悉和不熟悉的人见了彭燕，就把她悄悄拉到一边，说的，都是同一个话题。
张涛好几次从梦中哭醒。梦里的彭燕生了重病，在洁白的病榻前，这对刚刚有了爱的结晶的新婚夫妻执手话别……
在张涛看来，彭燕似乎根本没把别人的劝告当回事，还是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
只有彭燕自己才知道，那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无形压力。
独处时，她常常莫名奇妙地哭。看书、看电视甚至是在散步的路上，泪水如同那曲的急雨，没有理由地霎间倾泻。
我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先离婚，才能不拖累张涛？肚子里的孩子该不该生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