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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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年。众所周知，持续贫困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穷人有希望迅速“脱贫”，经济贫困往往不容易酿成政治动乱。
　　当然，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在美国　3700　万贫困户中，贫困程度也各异，其中不乏极度贫困的人。美国还有　3、4000　万人口买不起医疗保险，其中很多都不被政府的公共医疗项目覆盖，城市贫民窟、流浪汉屡见不鲜。前面所提及的报告也指出，贫困人口中有　13％曾经面临暂时的饥饿威胁。横向比较来说，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贫困率最高。纵向比较来说，自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贫困人口连年增加。
　　各国的贫困标准线不一，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有　12％的贫困人口，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才8％左右的贫困人口。不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统一的日均购买力标准，05年中国有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　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　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　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　2　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不到　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　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　30　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　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　04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　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　3。8％；老兵补助　2。6％；交通　2。8％，国际事务　1。2％，科研　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　60　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1937　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　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44　年　GI　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　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　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　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　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　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　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　20　世纪，美国有　50　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　30　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　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　GDP　的　28。9％，挪威　23。9％，英国　21。8％，加拿大　17。8％，日本　16。9％，美国　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为　34；320　美元，而瑞典为　24；180　美元，挪威　29；620　美元，英国　24；160　美元，加拿大　27；130　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　Christopher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　GDP　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　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　100　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　100　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